在这段时期，另一场正在发生的文化战争让新的自由主义统治精英与逐渐形成的工人阶级组织产生了冲突。他们的冲突表现出19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世界观中，一些与自由主义者慷慨语言不同的、显著的狭隘局限。属于工人阶级的奥地利人应当怎样为塑造这个帝国做出贡献？他们会怎样参与构建和阐述新的宪法秩序？当早期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提出上述这些问题时，公民内阁强硬地将这些问题搁置在一边，并且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把劳工政治组织放在一个不确定的非法状态。自由主义者内部对工人阶级的活动本身就缺乏一定共识。
19世纪60年代，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对初生的劳工运动产生了强烈兴趣，帮助工人阶级建立了一些自助和教育类的组织。然而当工人阶级的这些运动超过了他们恩主所设想的限定范围时，这些自由主义的导师就开始撤回他们的支持。1868年，工人阶级在维也纳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得到男性公民的全员公投资格以及工会的合法地位。
内阁随机出手干预示威活动，而这一次它得到了皇帝的鼎力支持。总之，警察严密监控和频繁关闭合法劳工结社的会议。内阁还采取了严厉的紧急措施来处理他们认为一个逐渐变强的工人阶级会对社会秩序造成的威胁，禁止示威游行，审查工人的报纸，还解散了一些工人组织。
一些自由主义者曾警告政府不要动用国家力量来解除工人的武装。一份维也纳报纸提醒读者，政府今天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迫害“明天就会变成对整个民主制度，乃至之后就是对自由主义的迫害”。即便如此，自由主义政府还是对工人采取了迅速严酷的措施。或许是为了弥补皇帝对他政治可靠性持续的怀疑，内政大臣格斯科拉在镇压工人的活动中打了头阵。
1868年5月，这位制革工人之子、曾经的1848年革命者前往访问一个争取男性全民普选的工人代表团时，这样警告他工人阶级的兄弟同胞：“不要认为我们应当在奥地利引入暴民统治……这只是因为，生而为人不意味着就有权利投票。只有在我们发现这种权利对你们有实际利益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得它，而这项权利是通过你们支付的收入税表现出来的。”
政府对待工人的态度，意味着工人需要用参政议政来换取权利。但是国家除了对公共教育的资助以外，却没有相应的积极政策来促进工人的社会阶层流动，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自由主义的一种忧惧。无论如何，自由主义者需要在面对数方强大且充满敌意的保守势力攻击时巩固新的秩序，在那之后，他们才能考虑把新秩序扩大，使其覆盖到工人阶级。就像《新自由报》在工人与格斯科拉会面之后所主张的，许多人认为，男性公民公投权利同样也会有利于贵族领导的反动政党，它们可以轻松地诱骗缺乏教育的大众支持他们。
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选择拿这样一个观点作为挡箭牌：他们的基础教育法已经给予工人们迈向政治成熟的最可靠路线，以及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奥地利经济》（Der österreichische Ökonomist）在1869年表示：“在这样一个工人阶级很少有人能够阅读，而能够书写的人更少的国家，所谓的‘工人问题’在奥地利就要比在那些第四等级的国家更危险，那些国家还自夸更具智慧。”
自由主义者强调教育的重要性，部分挫伤了工人们要求直接参政权利的积极性。此外，《奥地利经济》还提问，当工人阶级“首要学习的就是为了能够在公开场合发言”时，他们怎么能在政治上活跃呢？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却不等于一种可以轻松掌握的技巧，这同样需要工人阶级在文化上充分适应自由主义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像下面这些训勉之词所言：
在教会的教义问答书中，它关于虔诚和弃绝尘世的戒律不能为所有人提供幸福和福利。而资产阶级的“教理问答”充满了工作和劳动报酬的规则，它们可成为社会的基本原理。在解放人性的角度，这新教义所具有的文明力量，无论人们称它为经济科学或社会科学，都落在其应有之意上。
工人们需要接受经济、节约和重视事前规划的教育。而自由主义的教育计划将最终产生出一批颇清醒的一家之主，了解工作价值以及金钱价值的民众。此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自由主义政客对女性投票权的负面态度，使得自由主义惊人狭小的社会形态与极少意识到自身政治脆弱性的情况暴露得更加明显。无论如何，受过教育并拥有财产的女性可以成为男性有力的政治盟友，而且在这段时期，这类女性的数量在整个君主国范围内迅速增加。
然而尽管如此，有计划地让受过教育的中产阶层妇女获得选举权，要到这个世纪末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显然，这并不是发生于自由主义时期，从下奥地利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加利西亚的地区性资产阶级妇女运动的主要目标。
这些组织，，由女教师奥古斯特·菲克特（Auguste Fickert）领导的维也纳“全奥地利妇女团体”（Allgemeiner österreichischer Frauenverein），成员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女性就业、教育、职业化、养老金覆盖福利以及婚姻法改革等问题上。直到1900年之后，一些较新的大众政党才开始较为正式地讨论女性投票权问题，而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社会民主党人、捷克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些基督教社会运动活动家都开始考虑将女性作为扩大自身票仓的可能手段。
在19世纪80年代，一些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的议会甚至有意取消了一些自1848年以来无意间允许一些有特权的女性（作为商业经营者，或是在地方基层或者议会选举中投票的地主）通过男性代理人进行投票的制度漏洞。议会还声称，有身份的体面女性应当受到保护，远离选举地点，因为她们“会因为我们越来越艰难的选举遭到‘恐怖的影响’”。
一位在其他议题上堪称最进步的奥地利自由主义者之一的下奥地利议会代表，约瑟夫·克普（Joseph Kopp）对女性投票的理念下了“完全不正常”的定义。1884年，卡尼奥拉和卡林西亚议会废除了女性的投票权，施蒂利亚在1904年，伊斯特里亚在1908年紧随其后。
而就在这10年间，克普这样的代表一方面有意撤销享有特权的女性所保留的投票机会，一方面又兴致勃勃地鼓励自己的妻子和姊妹们为民族主义事业奋斗。自从民族主义组织在奥地利帝国成为法律分类上的非政治结社，19世纪80年代的女性终于被允许加入这个不断扩大的组织网络，成为其中积极的参与者，甚至可以建立自己的分支机构。
事实上，这些女性所做的工作在许多方面都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这点可以从她们为这些民族主义社团所做的演讲文本中充分展示出来。此外，女性还通过组织庆典、为民族主义社团义卖等活动，在筹集资金上发挥了重要影响，同时，女性还在以各种原因动员小区街坊时做出了大量的贡献。然而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女性为民族主义事业所做出的各种动员，都被认为是她们为了自身性别利益所做的文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