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亡了大明实在是有点片面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封建王朝的老毛病，那就是全国土地兼并的趋势愈演愈烈，是致使明朝及各封建王朝灭亡之根源。
影响：
在党争的过程中，东林党人反对以皇帝为首的当权派的胡作非为，反对王公、勋戚对土地的掠夺，反对矿监、税使的横征暴敛，代表了人民的愿望，得到了市民的支持拥护。但明末激烈的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扩展资料：
历史背景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
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 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
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
东林结党给明朝造成的损失是一个深重的历史教训，不少人对东林结党的危害认识不足，而被东林党华丽的词藻和“清流”的外衣所迷惑，对其多有追捧和誉美之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末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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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2-05
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
党派由来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 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
党争内容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阉党崛起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明清史讲义》）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吴应箕：《东林本末》）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 。”（《三垣笔记跋》）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 议”、“续忧危 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
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用今天话来讲，属于比较“个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无包藏祸心和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进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帐，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来龙去脉略作交待。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原则、很执着、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目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藉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 ……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回过头来讲一点字面上有趣的内容。
历史变迁，使今人与古人在一些事情上的理解，暗中发生很大差别，这差别甚至会到天悬地殊、南辕北辙的地步。比如“东林党”这称谓，今人看见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当时却是一个负面的带有污辱、丑化性质的说法，甚至是一种罪名。原因即在于，“党”之一字，今义与古义完全不同。
首先应该知道，简化字以前，“党”与“党”本非一字，两者各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而简化后，“党”与“党”并为一字。其次，如果专说“党”字，这个字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寓意“晦暗不明”。《说文》：“党，不鲜也。”《论语》：“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指“小人”臭味相投，拉帮结派，不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古人主要是在这意义上使用“党”字的。第三，古时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人们彼此也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者眼中，某某、某某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妖魔化”意味的词相赠。
对比今天，便知变化之巨。
当时，魏忠贤一伙诬杨涟、左光斗等为“东林党”，杨、左反过来称魏忠贤集团为“阉党”，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对对方的恶语、蔑称。这是我们今天了解这段历史时必须搞清楚的一点。倘以是非来论，“阉党”一词中，“党”是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相助匿”的本义的，全部直译，大约相当于“附集在受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事实上，这群人亦确是为肮脏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东林党则不同，除和阉党正邪各异外，我们看到他们彼此有政治主张、政治伦理的认同，是循一定理念走到一起来的政治家群体。这明显超出了“党”字的旧有含义，而显出“党”字现代含义的端倪。虽然“东林党”尚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他们自己还不曾有意识去建立一个政党，但对于“党”在汉语中的语义转化，我以为是发挥了作用的。倘若做中国政党史的考究，东林党应该会占一个突出位置罢。
党派由来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之争。明万历时起，朝政日趋腐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万历三十三年（1605），被明朝政府革职的吏部郎中顾宪成，与同好高攀龙、钱一本、薛敷教、史孟麟等人，在他的故乡无锡东门外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品评人物，抨击当权派。一时“士大夫抱道杵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明史》卷 231《顾宪成传》）。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以此得名。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他们都与大地主集团相互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明史》卷 236《夏嘉遇传》）。宣党首领汤宾尹是宣城人，昆党首领顾天峻是昆山人，其他各党皆以乡里命名。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先后出任内阁首辅，在朝当政。
党争内容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京察”（考核官吏）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在政治问题上，还是在军事问题上，都争论不休。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明神宗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即光宗），郑贵妃生子常洵（即福王），常洛为长。但神宗宠爱郑妃，欲立常洵，乃迁延不立太子。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依违其间。东林党人上书反对，各党派又群起反对东林。于是有“国本”之争、三王并封之争、福王就国之争、“三案”之争、“李三才入阁”之争，东林党与它的反对派在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 20余年的争论。最后，神宗终于立常洛为太子，勋戚郑氏的权势受到一定的压抑。但东林党推李三才为相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阉党崛起
熹宗天启时，统治阶级内部的党争愈演愈烈。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为时不久，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魏忠贤是司礼秉笔太监，又提督东厂，爪牙有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目，朝廷内外，“遍置死党”，从而把持朝纲，为所欲为。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奸恶，被锦衣缇骑逮捕。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也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南明福王政权下，东林党人与阉孽的斗争仍在继续。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党派门户之争，乃明末政治显著特色。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孟森先生说：“建州坐大，清太祖遂成王业，其乘机于明廷门户之争者固不小也。”（《明清史讲义》）隐然有“明非亡于强敌，而亡于党争”之意。而当时之人，则依自己的体会评论道：“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吴应箕：《东林本末》）也认为明朝亡乎此，但偏重于从正人遭摈斥也即内祸的角度来看。应该说，以上两个层面合起来讲，才是对明末党争危害的较为全面的认识。
党争发展成党祸，是天启朝的事情，而其起源则远在五六十年前，过程又极为复杂，足够专门写一本大部头的史著。刘承干说：“溯明季门户之争，始于神宗之倦勤，清流之祸，极[与“亟”通假]于熹宗之庸 。”（《三垣笔记跋》）吴应箕则认为更早：“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这是说，嘉靖年间，当夏言、严嵩、徐阶各自专权，而党同伐异之时，党争已经形成。
门户意识既开，遂演变成为一种政治模式，以及官场套路，后面的人，很容易就走到这种思路里头，既是政治经营的策略，亦是做大官的要诀。张居正作为徐阶的传人，顺理成章继承这笔政治遗产，当政期间，在与高拱等人的较量中，加以新的演绎。到万历中期以后，伴随若干重大问题的争论——从“国本”之议、矿税之争，到“忧危 议”、“续忧危 议”、“福王之国”、“梃击案”——朝臣之间，派系林立，咸以彼此攻讦为能事；而政见分歧之外，一些人情世故也渐渐羼入其中，师门、宗姓、乡党
等等，终于形成了齐党、楚党、浙党、东林党这四大政治势力。及魏忠贤崛起，各色党人都聚集到他的麾下，来打击东林党。这时，混战的局面开始简化，变成阉党与东林党之间的单一对抗；基于门户之见的“党争”，也开始走向所谓“小人之倾君子”的“党祸”。
强调一下，对“小人之倾君子”，只能从整体上作此理解，并非只要反对过东林党，便都归于“小人”类。熊廷弼就是突出的例子。他在当御史时，专跟东林党人捣蛋。他在同事中有两个好友，一个叫姚宗文，一个叫刘国缙。三个人都不喜欢东林党，经常联手攻击。熊廷弼这种行为，缘于性格，“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七），用今天话来讲，属于比较“个色”的人——谁都别惹我，惹我我就骂；只要不高兴，逮谁骂谁。很情绪化，有点狂狷的味道，但并无包藏祸心和不可告人之目的。姚、刘这两位，却不同了。他们拼命向东林党开火，意在谋取进身之阶。后来熊廷弼被委重任，经略辽东，姚、刘本着同一战壕之战友，“苟富贵，毋相忘”的心理，指望熊廷弼拉一把，熊却不屑搞这一套。于是这两人掉转枪口，倾力诬陷熊廷弼。不单自己干，还鼓动同类群起而攻之，指责熊廷弼欺君、专断、丧师辱国。熊廷弼果然被拉下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替熊廷弼说话、实事求是肯定其功绩和才干的，倒是东林党人。熊罢官后，不服气，要求朝廷派人前往辽东核实情况。原本打算派那些攻击熊廷弼的人担当此任，是杨涟上疏阻止，改派中立的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朱返回后递交报告称：“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沈阳被破之后，首辅刘一（在崔呈秀编织的《天鉴录》中，他排在东林党第四位）出来说公道话：“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后来也是因为东林党人支持熊廷弼复出的缘故，魏忠贤一伙把天启二年关外失守的帐，记在东林党名下；曾经力攻东林党的熊廷弼，也被他们视为东林党的同路人。
这个故事，说明三点：第一，攻击东林党，未必是小人；第二，小人和君子之间，最终一定不能相容；第三，正人之间，纵然不和，也不失对事实的尊重。
以上，将明末党争来龙去脉略作交待。然后专门说一说东林党。
“东林党”，是政敌们所给它的诬蔑性称呼，即“一伙结党营私的东林人”的意思。对此，东林党人自然不承认，也没有人会喜欢这个称呼。今天，我们因为通常已不以为“党”这字眼，有何不光彩之处，所以也跟在后面叫他们“东林党”——实际上沿用了东林党的敌人的说法——而并不觉得抱歉。
东林，书院名，在无锡，始建于宋代。当地有个大学者，名叫顾宪成，流传甚广的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即为他的手笔，颇透露了品性。万历二十二年（1594）因事忤旨，革职，还归故里。从此致力讲学，实现以教育和学术兼济天下的抱负。先是在家中辟“同人堂”，教习士子，同时也常约请常熟、苏州、松江、宜兴等处贤达来无锡讲学。那时，长三角地带已为全国文化和学术最发达的所在，凭此依托，顾宪成迅速聚拢起浓厚的思想氛围，一个学派呼之欲出。不久，倡议重修东林书院，获士绅响应，地方官也乐助其事。万历三十二年，修竣，顾宪成任主持，直至八年后（1612）去世。书院既立，又有顾氏这样的名儒主持，各方学者纷至沓来，朝中一些声望素著的官员如赵南星、邹元标、孙慎行等，或遥为呼应，或亲临授学，东林书院一时俨然士之渊薮。
与齐党、楚党、浙党（更不必说后来的阉党）不同，东林党确实有了一点近代政党的影子。它是一个精英群体，有思想、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有基本的伦理和治国理念，而非纯粹出于各种功利目的达成的妥协，或建立的同盟；同时，更重要的，它不仅仅是一个思想运动，一种空头学术，而明显存在用理论改造现实的强烈意愿，试图去代表和表达比较广泛的民众诉求（这是它在遭受魏忠贤迫害时能够被民众所拥护的原因）。
人们因为思想立场，汇集起来；然后又带着这立场，返于政治实践。万历晚期，东林党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显现。他们在诸多重大朝政问题上，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当时政坛，只有东林党人形成自己的基本政治理念，别的派别都是在攘权夺势动机支配下，搞实用主义权术、机会主义政治，相形之下，东林党人看起来似乎就很原则、很执着、很不顺从、很理想主义，总扮演现实的批评者和反对派。这让万历皇帝备感恼火，严厉加以打压；反过来，东林党人在一般读书人和民众中间，却取得良好声誉，被目为“正人”。
这声誉，乃是雄厚的政治资本，藉乎此，随着神宗死去和光宗即位，东林党人遂得成为主流派。一朝天子一朝臣，当初东林党人从维护“国本”的立场出发，坚定支持太子朱常洛，阻挠朱翊钧偏私郑贵妃及福王，现在朱常洛熬出头，当然要对东林党人表示信赖。他开始重用东林党人，虽然在位仅一月便遽尔病殒，但指定的顾命大臣中，东林党人占有相当的比例。“移宫案”中，也正是有赖这些人，朱由校才脱离李选侍控制，实现权力平稳过渡。出于这种关系，刚刚做皇帝的朱由校，与东林党人之间，不但没有龃龉，反而深为倚重，刘一、叶向高、邹元标、赵南星、左光斗、孙慎行、杨涟、高攀龙、王之、袁化中、顾大章、周起元、魏大中、周朝瑞 ……这些东林骨干以及同路人，或居高位，或被重新起用，从而出现了所谓“众正盈朝”的局面。
“蜜月”是短暂的，朱由校迟早要跟东林党人翻脸。非因别故，就是因为东林党人以“正人”自居，试图在政治实践中坚持他们从思想理论上认明了的一些理念；反观朱由校，作为皇帝，用“私”字当头去理解、运用和支配权力，同样必然。此二者之间，一定会有抵触，一定将爆发矛盾。
回过头来讲一点字面上有趣的内容。
历史变迁，使今人与古人在一些事情上的理解，暗中发生很大差别，这差别甚至会到天悬地殊、南辕北辙的地步。比如“东林党”这称谓，今人看见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而当时却是一个负面的带有污辱、丑化性质的说法，甚至是一种罪名。原因即在于，“党”之一字，今义与古义完全不同。
首先应该知道，简化字以前，“党”与“党”本非一字，两者各为一字，前者只用于姓氏，而简化后，“党”与“党”并为一字。其次，如果专说“党”字，这个字在古时基本是贬义，从“黑”，寓意“晦暗不明”。《说文》：“党，不鲜也。”《论语》：“吾闻君子不党”。孔颖达注:“相助匿曰党。”指“小人”臭味相投，拉帮结派，不光明正大，专搞阴谋诡计——古人主要是在这意义上使用“党”字的。第三，古时所谓“党”，既无组织，亦无章程、纲领，人们彼此也未见得有“结为同志”的意识，而是自外人、尤其相敌对者眼中，某某、某某等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于是拿“党”这样一个明显带有“妖魔化”意味的词相赠。
对比今天，便知变化之巨。
当时，魏忠贤一伙诬杨涟、左光斗等为“东林党”，杨、左反过来称魏忠贤集团为“阉党”，是同一个意思，都是对对方的恶语、蔑称。这是我们今天了解这段历史时必须搞清楚的一点。倘以是非来论，“阉党”一词中，“党”是比较彻底地回归于它“相助匿”的本义的，全部直译，大约相当于“附集在受阉割过的人周围的那群丑类”。事实上，这群人亦确是为肮脏个人私利汇聚起来的乌合之众，他们走到一起，与理念无关，与抱负无关，与社会责任和构想无关。
东林党则不同，除和阉党正邪各异外，我们看到他们彼此有政治主张、政治伦理的认同，是循一定理念走到一起来的政治家群体。这明显超出了“党”字的旧有含义，而显出“党”字现代含义的端倪。虽然“东林党”尚是别人强加于他们的，他们自己还不曾有意识去建立一个政党，但对于“党”在汉语中的语义转化，我以为是发挥了作用的。倘若做中国政党史的考究，东林党应该会占一个突出位置罢。
第2个回答 推荐于2017-06-07
明朝在政治上腐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前面我们讲了昏君屡出这第一方面。
这第二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这第二个方面就是：宦官专权。
宦官，明朝以后也叫太监。中国的宦官专权严重的朝代，主要有东汉、唐朝、明朝三个朝代。明朝初年，朱元璋以汉唐为鉴，立铁牌于宫门，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等文字，并规定宦官不得识字，仅供宫中洒扫庭院等杂役驱使。然而从明成祖开始这一规定就被破坏了。
明成祖由于在“靖难之役”中曾得力于宦官，对宦官颇为倚重，中国历史上著名七下西洋的领导人郑和就是最得明成祖宠爱的宦官；不仅如此，明成祖还设立特务机构“东厂”，由亲信宦官执掌。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开始废“宦官不得识字”之制，并由宦官传布政令，宦官与中央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明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司礼监太监王振利用皇帝年纪幼小的机会乘机专权，宦官专权局面开始形成。明代宦官衙门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往往身兼东厂提督太监之职，又有代皇帝照内阁票拟批朱裁定的权力，成为内廷中炙手可热的角色。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宪宗皇帝又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机构西厂，也由宦官统领。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除控制东西两厂外，又曾设内行厂，用刑极为残酷，所有奏章均要先送他审阅，再上送朝廷，被人们称为“立皇帝”（称武宗为“坐皇帝”），朝臣若不趋炎附势，则前程难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宦官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疯狂聚敛也是惊人的。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藏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藏银元宝500万锭又158万余两。
这第三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这第三个方面就是党争严重。
明朝的严重党争
“党”这个词汇在现代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当代的中国特指中国共产党而言！但是在中国古代，“党”这个词的繁体字“党”的下面是个“黑”字——“黑”呀！由此可见“党”这个词可不是一个好的词汇。朋党为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羽、私党、死党等等词汇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明代后期，党派林立，互相排挤。
明朝末年的党争始于明神宗万历中期，终于南明朝灭亡，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党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神宗万历中期至明熹宗天启初年，这一阶段是党争的起始时期。主要的党派有：
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Qí）诗教、周永春 “齐党”；国子监祭酒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
这些党派彼此倾轧，争权夺利，一时之间，朝局如火，好不热闹！正因为这些党派斗争又与宦官专权产生矛盾，所以引发了一系列廷事件。
只有顾宪成、高攀龙的东林党是个要求改革的松散的政治集团。东林党人为东林书院的一批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书院的首创者顾宪成的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制成楹联，悬挂于书院大门两侧。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之后再看看明朝党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情况。
首先是“争国本”这件事。明神宗皇后无子，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光宗），郑贵妃生三子朱常洵。因神宗宠爱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怕遭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未立太子。群臣深以为忧，先后谏言者蜂起，他们以维护祖制为名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言者皆得罪，被降调者无数。群臣力争15年终迫使神宗勉强同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此后宫廷里面又先后发生了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这三大案全都围绕着争国本一事而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蓟县一名叫张差的人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内侍，被擒住，经过审问其供认是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包庇郑贵妃将张差定为疯癫，处死，并秘密处决庞保、刘成。事后万历皇帝找出各种借口将主张追查的大臣加以贬斥。史称“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久光宗患痢疾，郑贵妃亲信、御药房太监崔文生进泻药，光宗病情恶化。鸿胪寺丞李可灼进‘仙丹’红药丸两粒，光宗服后去世。光宗从即位为皇帝到去世，前后共计29天的时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东林党人弹劾崔文生、李可灼。崔、李二人被罢官流放，魏忠贤专权后为此二人翻案。史称‘红丸案’。
光宗朱常洛病重时，长子朱由校十六岁，生母王才人早逝，命李选侍居乾清宫照料长子。光宗死后，郑贵妃与李选侍欲控制皇长子以把持朝政，被东林党人发觉，被迫迁出乾清宫。这就是历史上的‘移宫案’。
明朝党争的第二阶段大致是熹宗天启中后期，这也是党争最激烈的阶段，主要是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其乳母客氏与秉笔太监魏忠贤勾结霍乱朝政。这两个人为什么能够混在一起呢？
原因很简单，太监他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呀！这可怎么办呢？明朝的皇帝有办法：每一个宫女领一个太监，两个人平时结伴，生活在一起！
之前与东林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阉党，天启后期阉党在与东林党的争斗中逐渐取得优势，东林党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明朝党争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明崇祯皇帝在位时期，这也是明朝党争的最后阶段，主要也是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争斗。
熹宗死后，信王朱由检（崇祯）即位。崇祯帝即位初期利用东林党与阉党间的矛盾对其予以打击。但是他没能吸取前几任皇帝的经验，继续崇信宦官，也使得明政权进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刚才我们说到了明朝后期的昏君屡出、宦官专权、党争严重这三大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已无法挽救。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转眼之间，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就先后占领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顺、大西这两个与明朝对立的农民政权！
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关系——再说大顺。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统治黑暗引起的经济上的三个方面的变化——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明朝中后期除政治腐败外，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和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剧烈，又加深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载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灾害。屋漏偏逢连阴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赶上天灾不断，水旱灾害频繁，人民无以聊生。陕北地瘠民贫，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吃尽后又挖“观音土”填腹，苟延数日，最后腹坠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造反别无出路。
第三、加派三饷。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和军费开支的剧增，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政权也在时刻威胁着明朝。在此情况下，明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饷”的加派（“练饷”、“剿饷”和“辽饷”合称“三饷”。）三饷总额有时竟达1670多万两，超过正常田赋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级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农民纷纷破产，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绝路。
明朝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后金政权的威胁而加派“三饷”；而加派“三饷”则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也客观上更加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对于明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到了1643年多尔衮所处的时代，明朝已经在内外双重打击下行将灭亡了！
这第二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这第二个方面就是：宦官专权。
宦官，明朝以后也叫太监。中国的宦官专权严重的朝代，主要有东汉、唐朝、明朝三个朝代。明朝初年，朱元璋以汉唐为鉴，立铁牌于宫门，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等文字，并规定宦官不得识字，仅供宫中洒扫庭院等杂役驱使。然而从明成祖开始这一规定就被破坏了。
明成祖由于在“靖难之役”中曾得力于宦官，对宦官颇为倚重，中国历史上著名七下西洋的领导人郑和就是最得明成祖宠爱的宦官；不仅如此，明成祖还设立特务机构“东厂”，由亲信宦官执掌。
明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年），开始废“宦官不得识字”之制，并由宦官传布政令，宦官与中央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
明英宗正统（1436～1449）以后，司礼监太监王振利用皇帝年纪幼小的机会乘机专权，宦官专权局面开始形成。明代宦官衙门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往往身兼东厂提督太监之职，又有代皇帝照内阁票拟批朱裁定的权力，成为内廷中炙手可热的角色。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宪宗皇帝又设置了另外一个特务机构西厂，也由宦官统领。
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宦官刘瑾除控制东西两厂外，又曾设内行厂，用刑极为残酷，所有奏章均要先送他审阅，再上送朝廷，被人们称为“立皇帝”（称武宗为“坐皇帝”），朝臣若不趋炎附势，则前程难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宦官在经济上的贪污受贿、疯狂聚敛也是惊人的。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藏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藏银元宝500万锭又158万余两。
这第三个方面又是什么呢？这第三个方面就是党争严重。
明朝的严重党争
“党”这个词汇在现代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在当代的中国特指中国共产党而言！但是在中国古代，“党”这个词的繁体字“党”的下面是个“黑”字——“黑”呀！由此可见“党”这个词可不是一个好的词汇。朋党为奸、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党羽、私党、死党等等词汇就深刻说明了这一点。明代后期，党派林立，互相排挤。
明朝末年的党争始于明神宗万历中期，终于南明朝灭亡，一直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的党争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明神宗万历中期至明熹宗天启初年，这一阶段是党争的起始时期。主要的党派有：
以内阁辅臣浙江人沈一贯、方从哲和给事中姚宗文为首的“浙党”；以给事中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黄彦士为首的“楚党”；以给事中山东人亓（Qí）诗教、周永春 “齐党”；国子监祭酒宣城人汤宾尹为首的“宣党”；左谕德昆山人顾天峻为首的“昆党”。
这些党派彼此倾轧，争权夺利，一时之间，朝局如火，好不热闹！正因为这些党派斗争又与宦官专权产生矛盾，所以引发了一系列廷事件。
只有顾宪成、高攀龙的东林党是个要求改革的松散的政治集团。东林党人为东林书院的一批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他们把书院的首创者顾宪成的名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制成楹联，悬挂于书院大门两侧。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之后再看看明朝党争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情况。
首先是“争国本”这件事。明神宗皇后无子，恭妃生长子朱常洛（明光宗），郑贵妃生三子朱常洵。因神宗宠爱郑贵妃，便欲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怕遭到朝臣的反对，所以迟迟未立太子。群臣深以为忧，先后谏言者蜂起，他们以维护祖制为名要求立朱常洛为太子。而言者皆得罪，被降调者无数。群臣力争15年终迫使神宗勉强同意立朱常洛为太子。此后宫廷里面又先后发生了挺击、红丸、移宫三案，这三大案全都围绕着争国本一事而来。
万历四十三年（即1615年），蓟县一名叫张差的人持木棍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内侍，被擒住，经过审问其供认是受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指使。神宗包庇郑贵妃将张差定为疯癫，处死，并秘密处决庞保、刘成。事后万历皇帝找出各种借口将主张追查的大臣加以贬斥。史称“挺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太子朱常洛即位，是为光宗。不久光宗患痢疾，郑贵妃亲信、御药房太监崔文生进泻药，光宗病情恶化。鸿胪寺丞李可灼进‘仙丹’红药丸两粒，光宗服后去世。光宗从即位为皇帝到去世，前后共计29天的时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东林党人弹劾崔文生、李可灼。崔、李二人被罢官流放，魏忠贤专权后为此二人翻案。史称‘红丸案’。
光宗朱常洛病重时，长子朱由校十六岁，生母王才人早逝，命李选侍居乾清宫照料长子。光宗死后，郑贵妃与李选侍欲控制皇长子以把持朝政，被东林党人发觉，被迫迁出乾清宫。这就是历史上的‘移宫案’。
明朝党争的第二阶段大致是熹宗天启中后期，这也是党争最激烈的阶段，主要是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后，其乳母客氏与秉笔太监魏忠贤勾结霍乱朝政。这两个人为什么能够混在一起呢？
原因很简单，太监他不会照料自己的生活呀！这可怎么办呢？明朝的皇帝有办法：每一个宫女领一个太监，两个人平时结伴，生活在一起！
之前与东林党争斗的诸党及非东林党成员均投靠魏忠贤，形成阉党，天启后期阉党在与东林党的争斗中逐渐取得优势，东林党遭到了残酷的打压。
明朝党争的第三个阶段是在明崇祯皇帝在位时期，这也是明朝党争的最后阶段，主要也是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争斗。
熹宗死后，信王朱由检（崇祯）即位。崇祯帝即位初期利用东林党与阉党间的矛盾对其予以打击。但是他没能吸取前几任皇帝的经验，继续崇信宦官，也使得明政权进一步走向灭亡的深渊。
刚才我们说到了明朝后期的昏君屡出、宦官专权、党争严重这三大腐败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明朝后期的统治危机已无法挽救。就在这个最为关键的时刻，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了！转眼之间，李自成、张献忠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就先后占领了西安和成都，迅速建立了大顺、大西这两个与明朝对立的农民政权！
当时中国境内的三大军事政治集团的关系——再说大顺。
迫使大明王朝的百姓纷纷揭竿而起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政治上的统治黑暗引起的经济上的三个方面的变化——明末农民起义的原因：
第一、土地兼并。
明朝中后期除政治腐败外，经济上土地兼并十分严重。
在封建社会，土地兼并严重是政治腐败的必然结果和在经济上的集中体现。明朝中后期土地兼并的剧烈，又加深了政治腐败和社会危机。
明朝中后期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代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载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
第二、自然灾害。屋漏偏逢连阴雨。也真是不巧，明朝末年又赶上天灾不断，水旱灾害频繁，人民无以聊生。陕北地瘠民贫，饥民以草根树皮充饥，吃尽后又挖“观音土”填腹，苟延数日，最后腹坠而死。人民已被逼到了死亡的边缘，不造反别无出路。
第三、加派三饷。明末，田赋、徭役以及各种加派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由于统治阶级的挥霍和军费开支的剧增，使财政危机日甚一日。最终导致了声势浩大的农民大起义。与此同时，在中国东北地区存在的大清王朝及其前身后金政权也在时刻威胁着明朝。在此情况下，明政府为维持苟延残喘的局面，加派相踵，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三饷”的加派（“练饷”、“剿饷”和“辽饷”合称“三饷”。）三饷总额有时竟达1670多万两，超过正常田赋的一倍以上。在加派之中，各级官吏也借加派之名，多加派额，致使“私派多于正赋，民不堪命，怨声四起”，农民纷纷破产，十室而九空，被逼上了绝路。
明朝为了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和后金政权的威胁而加派“三饷”；而加派“三饷”则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也客观上更加增强了大清王朝的力量。对于明朝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
到了1643年多尔衮所处的时代，明朝已经在内外双重打击下行将灭亡了！
第3个回答 2012-02-01
对，党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皇权不稳！各朝代都有党政，千古一帝有，暴君也有。区别在于，皇权稳固的可以控制党争，皇权不稳的控制不住。影响在于影响了皇帝的权威，意味着，权利可以争取来，不是靠做出来，不是皇帝给的，是自己坑蒙拐骗来的。给野心家阴谋家肥沃的土地生长。然后开始鱼肉百姓，甚至思考篡位
第4个回答 2012-02-01
东林党和阉党的纷争到了白热化阶段已经是不问事情对错，而是“只要是你提出的，我就反对”的地步了，皇帝做为制造党争者已经完全对其失控。
最具体的就是在对后金问题开始到中期时因党争而对将领和统兵文官、提督的更换上，至少可以说后金时期满族的胜利有一半赢在明王朝的内耗上。如熊廷弼的死就是最典型的悲剧型事例。
就是到了南明时，皇帝的确立这些时不待人的问题都还在党争中浪费时间和内耗。
最具体的就是在对后金问题开始到中期时因党争而对将领和统兵文官、提督的更换上，至少可以说后金时期满族的胜利有一半赢在明王朝的内耗上。如熊廷弼的死就是最典型的悲剧型事例。
就是到了南明时，皇帝的确立这些时不待人的问题都还在党争中浪费时间和内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