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法学的关系，主要表现中国法律思想史。与法学的其他学科不同，中国法律思想史是一门土生土长的与中国传统文化血肉相连的理论法学学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内容和特质无不可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其原型。
从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特质来看。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等原因，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不具有明显的质的独立性或排他性。这表现在法律思想与诸如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常常是密如凝脂般交融在一起的。站在古代思想宝库的庐山面前，正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这一特征也许和古代法律、法学发展得不充分相关。中国古代法律、法学没有获得古希腊、罗马那样充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中国古代文明走着与西方恰恰相反的道路。因此，在中国古代，一种较为精湛的思想观点，常常是贤智者在纵观整个社会生活场景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创造出来的。比如《论语·为政》有一段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是，作为统治者，如果用政令和刑罚来治理人民，人民可以循规蹈矩不去违法犯罪，但内心深处仍存有违法犯罪的念头，因为他们不知道违法犯罪是可耻的、应当远离的;如果对人民施以宽容的德政，让人民富足起来，再进行忠孝仁爱的道德教育，使人民从内心里树立道德信念，这样，自然会做到自我约束。这段话的内涵应当说兼涉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法律思想的。而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反映，是中国传统文化园地上的树木花草，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成果的有机组成部分。
从思想者的品格来看。古代的法律思想是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思想家、社会集团、学术派别等思维主体的思维成果。一定的法律观点和理论是一定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常常是身兼多种社会角色。比如，周公是西周初的摄政王，是政治家兼思想家。他提出“以德配天”的神权思想解决了当时的信仰危机和政治危机(新政权的合法性)。他还提出区别对待的刑法政策和区别犯罪行为人主观状态(故意、过失、累犯、偶犯)的思想。但是他很难称得上是一位确切意义的法律思想家。比如，孔子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做过三个月的鲁国司寇(主掌司法)。他的“德主刑辅”、“亲属相隐”主张对封建法制影响极大。但他也不是确切意义上的法律思想家。战国时期的法家人物，大多参与变法实践并身居要职。他们重视法制，对法律的研究亦颇深入。他们在诸如法律的起源、特征、职能以及立法、司法政策方面所达到的深度，常常使其他学术派别相形见绌。但是，由于他们作出了与传统文化决裂的姿态，故而当秦朝灭亡之后，法家学说便遭到冷遇，连他们重视法制、研究法律的优点也被当做瘟疫一般抛弃掉了。在整个封建社会，著名的思想家大都因通经而入仕，因入仕而有功，因有功而成名。他们既是国家的官吏，又是民众的教师。他们也涉足司法事务，但那只不过是行政和教化的辅助手段。当儒家经典成为钦定教材和通往官府的敲门砖之际，研究法律便成了左道旁门，而讼师们便被斥为“讼棍”。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法律思想便失去了自己独立的形象和价值，成为官方御用学术的婢女。在中国古代，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欧洲工业国家的那种“职业法学者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法律思想的生产传播者本身就是传统式的人们。他们都自觉不自觉地用传统的价值观和方法来审视法律问题，并付诸实施。这就使法律思想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
从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法律思想作为法律实践的表现形式是以实际的立法、司法活动为对象的。因此，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水平从总体上决定着法律思想的发展水平。当然，一定的法律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立法、司法活动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尤为明显。
在中国古代社会，立法、司法活动的价值目标常常是为着维系社会整体利益的。这种社会整体可以表现为家族、贵族、阶级和国家。法律正是在维系整体利益的大前提之下来塑造个人的义务。当家族首长、国王、皇帝成为家族和国家利益的代表时，法律自然要求社会绝大多数成员承担一系列义务，并把这些义务道德伦理化。因此，社会的统治集团一方面运用法律的强制性，同时更多的是运用宽惠的仁政和道德教化来实现其政治目标。于是，立法司法成为国家施政的一个帮手，一个失去独立品格的配角。朝廷不急于亦不便于把一切行为规范尽可能地加工上升为法律规范，因为大量的风俗习惯礼仪早已悄悄地拱卫着天子和族长的权威。在司法活动中，地方行政首长与其说是充当法官的职能，勿宁说是担任着社会教师和平民父母的职能。在法无明文规定或虽有条文却有悖情理之际，法官们便毫不犹豫地援引天理人情来修补法条，用创制和适用判例的方法拯救成文法的锈蚀和僵化。而天理人情就在儒家的子曰诗云里面，他们在十年寒窗之际早已谙熟在脑且刻骨铭心了。一个有学问的大儒常常不屑于背诵法律条文，且更藐视只谙条文不明法理的俗吏。他们在疑难案件面前表现得沉着自信，他们的判决书写得既有鲜明的个性又有深厚的理性，既不悖乖国法又符合人情，足以为后人欣赏、仿效和援引。面对亲戚之间的争财争地之讼，他们便摇身一变成为循循善诱的教师，屈尊于农舍，对他们诵读《孝经》、《论语》，最终使他们幡然醒悟，捐弃前嫌，抱头痛哭，从而实践着孔子“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的教导。
在立法、司法实践中，一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判例被加工抽象成为法律条文，宣示着凛然不可犯的权威;另一方面，大量的传统风俗习惯(礼)仍保存在社会生活中，等待法官们去寻找和发掘。事实上法官们在读书时就已经完成了寻找和发掘的工作，因为儒家经典不仅仅是敲门砖，学子们在举起砖头之前早已把它们的精神牢记心中了。而在中央政权鞭长莫及的广大农村，传统的风俗习惯(礼)，通过家族长辈和地方贤达们主持的调解活动，成为解决民间纠纷的重要依据。
以上从法律思想的特质、思想者(思维主体)的品格、法律实践的风格来看，中国法律思想不仅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且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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