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8-28
核心提示：知青一代既是失落的一代，也是思考的一代。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对“左”的路线，对以整人为目的的政治运动，有特殊的敏感和反感；他们有较强的个人权利意识和社会公正要求，他们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以多种的方式化作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因素。
1968年12月22日，按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说法，公布了伟大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强制性迁移运动由此展开。在超过十年的时间内，共有超过一千六百万青年离开家乡，奔赴农村和山区。这场运动寄托了领袖的狂热幻想和乌托邦式希望，给各级政府和各个单位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更不用说给千万青年及其家庭带来梦魇般的烦恼和创痛，时至今日，余波未了。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这一千六百万前知识青年中自然产生了不少社会精英，尤其是文化精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关于上山下乡运动，关于知识青年经历与生活的回忆录、文学作品、影视作品乃至大型展览和文艺表演活动长盛不衰。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中，有一个明显的群体是“知青作家”。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学者中也有这么一个群体，他们自身有上山下乡的经历，他们长期致力于研究上山下乡这段历史，他们写出了关于这个题目的厚重专著。
其实，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早已是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西方学者的系统研究远远早于中国学者。他们之中不乏优秀的研究者，虽然在语言、亲身体验和收集材料等方面的条件不如中国学者，但他们发挥自己视野开阔、思想自由、理论框架坚实等优势，写出了具有洞见的论著。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潘鸣啸（Michel Bonnin）教授的《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就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品，此书的法文版出版于2004年，中文译本于2009年和2010年分别在香港和北京出版。本书将有助于中外读者了解那一场不同寻常的运动，推动中外学者深入研究那一段富于教益和启示的历史。
人们可能会问：中国人对那场运动有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人对那段历史的回忆、文学描述和理论总结的文章汗牛充栋，难道还有外国人思考和论述的余地？那些外国学者何德何能，可以在中国人专有的园地里独辟蹊径、另发新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外学者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对中国问题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他们观察中国问题，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和视角。比如，在与中国学者一样论述毛泽东历来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同时，潘鸣啸还指出，“把城镇青年送去发展农村的想法并不是毛泽东首创的……那是出自毛泽东未来的死对头赫鲁晓夫的思想。作为共产主义领袖，他们两个都是农民出身，而且都受了民粹主义的影响。1954年初，赫鲁晓夫希望尽快改善不景气的苏联农业，忽发奇想，利用城市共青团员们的先锋精神，动员他们去开垦位于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三千五百万公顷的荒地。”苏联的经验引起中国共青团中央的注意，团刊报道、评论，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党中央赞赏并转发团中央的报告，后来组织知识青年团队到黑龙江北大荒去开荒。在用美丽辞藻反复宣传时，“原本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这一事实很快就被忘得一干二净，而毛主席却被誉为下乡运动的创始者”。
比国际视野和比较研究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潘鸣啸苦苦思索和认真研究的，不仅是上山下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更加着力追问这样一个问题：掀起这场大规模运动的主要动因到底是什么？
原因在经济还是政治？
西方学者对于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某种传统和范式。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Thomas P. Bernstein）的专著《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就是一部代表作。他的夫人在本书中文版前言中总结他的观点说：“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面临着源于无法遏止的城市人口膨胀和城市失业率日渐高涨的社会压力。他们的政府在向城市移民的浪潮及因就业能力要求而与日俱增的教育压力面前束手无策。相对这种一般状况而言，中国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在这个国家曾实行的一系列的控制城市膨胀、促进农村发展以及使教育与经济发展实际相适应的措施中，一个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将城市中学毕业生送到农村和边疆去安家落户……这无疑是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这个解释被广泛接受，以至于由原国务院知青办老同志编写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也说：“美国教授的这段话比较真实、客观地表达了中国党和政府的决策者发起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而潘鸣啸想要质疑和挑战的，正是这种纯经济的解释，他认为主要动因不在经济而在政治方面。
《失落的一代》一书认为，毛泽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有三种。第一种在意识形态方面，它在1968年的动员宣传中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