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南捷径」的故事，藉古读书人「入仕」与「归隐」上的种种口是心非，言行不一，折射出古代文人思想、道德追求的矛盾心理。「归隐」文化足以反映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史的弊端。
如果说，儒家为个体提供的更多是一套积极入世、治世之术，出世不过是其入世受阻后设计的一条解脱之路的话，那麼，道家则为个体提供了一套出世、解脱，即人的安心置身之道。这样，读书人生就有了看似截然不同，实则相互补充的两条价值实现之路。入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优先的正当性；「以道事君，不可则止」，「邦无道」卷而怀之，也是具有正当性的。这样中国文化便为原本对立观念的融会统一提供了根据，为个体建构起一套狡黠、自私的生存哲学和价值伦理。
尽管孔子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伯夷叔齐的不食周粟，老子李耳的青牛出关，给人以道德高尚，志存高远的感觉。但是，「学而优则仕」毕竟是士子们梦寐以求的正道，中国读书人的骨子里，更向往的还是入仕。表面看，「仕」与「隐」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子的两大出路，隐则「独善其身」，据道德之制高点；仕则「兼济天下」，展济世之雄才伟略。其实，隐为虚，乃谋仕之术，是不得仕的无奈；而仕为实，乃目标之路，是济世展才、名利双收的人生追求。
像赫赫有名的大隐士陶渊明先生，六出六隐，数番折腾，一会儿称贫出仕，一会儿因酒归隐。在其诗文中，对入仕与归隐，翻三覆四地进行自我辩白，对功名欲求还罢，欲说还休。其实，老先生内心更多的依然是崇尚「学而优则仕」，心中念念不忘的仍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但仕途中又无奈官场的虚伪、倾轧、无聊，酒不能畅饮，「腰」却需常「折」，确与自傲懒散的天性相悖，以至虽身在朝廷，心却在野，最后，在鱼与熊掌的艰难取舍中，终於选了归隐，彻底忘情山水之中。
若说陶渊明的归隐，尚有几分真性情的话，那更多的隐士就是在玩以「隐」求「仕」，欲求先舍，待价而沽的把戏了。对他们来讲，「隐」成了手段，成了饵料，成了抬高身价的本钱；而「仕」才是目的，才是日夜梦寐以求的果实。 历史上却也有不少是为仕而隐的不学无术之徒，人前摆空架子，作清高状；人后不顾人格，媚官求爵—如「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的明代陈眉公。其实，早有人看穿而讥之为「功名捷径在烟霞」，陆放翁则更以诗侃之曰：「志士栖山恨不深，人知已是负初心；不需更说严光辈，直自巢由错至今。」似乎对所有的隐士都提出了质疑，这或许也是归隐之举消亡遭遗弃的一个原因？
回顾中国文化的「归隐」传统，似乎是封建社会的特有现象，历史发展到今天，随著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异，传统的归隐观念己完全不适时宜。今日中国，西方文化的竞争意识深入到所有知识阶层，自命清高却不展示其能力者是难有机会的。当今人们重视的是竞争法则、市场法则，唯有竞争才能生存，唯有竞争才能体现个人价值，而竞争则必须像争艳斗丽的花朵那样毫无顾惜、毫无保留，拚命去展示本身的能耐与魅力。
参考资料：回音壁：中國文化的「歸隱」傳統是怎樣消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