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早年受前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时下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年来，学界围绕权利、法治与社会和谐及科学发展、法治与民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依法行政与社会主义宪政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法理学学科发展概况
法理学是研究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学科。它为法制建设和部门法学提供理论指导，在政治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领域也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在法律科学的发展史上，法理学一直是一门处于“龙头”地位的传统学科。
法理学研究的一般理论，主要是关于法的存在、概念、进化、结构、运作以及法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基本原理、原则。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法理学的研究重点、表现形式和发展水平有所不同。总的看来，法理学在西方的发展时期较长。西方法理学经过长期演变，形成了自然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社会法学共存相处的局面，并有历史法学、经济分析法学、法人类学、批判法学等多种流派。西方法理学在某些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拥有一批世界性的经典论著，对当代各国法理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近几十年来，西方法理学继续沿着启蒙时代以来的现代道路发展，在深化人权、法治、宪政、法的概念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呈现出跨学科和某些“后现代”的特点，兴起了法律与经济学、法律与社会、法律与文学等新的学术研究运动。与此同时，法理学在国际法领域的运用也日益广泛。
我国法理学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我国古代有着丰富的法理思想，对于法的缘起、特征、作用等形成了有自身文化特点的理解和阐释。总体上，我国古代法理思想受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学影响较大，还没有形成作为独立学科的法理学。自19世纪末，中国学者开始运用新的观点、术语和方法探讨法的一般理论，逐渐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法理学。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法理学在名称上经历了从“国家与法的理论”到“法学基础理论”再到“法理学”的变化过程，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和发展，学科体系也逐渐丰满和完善。
建国初期，法理学研究者积极探索新中国法制建设的若干原理、原则，建立了关于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历史类型、发展规律、法的制定和实施、法律与政策、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问题的基本理论。当时的法理学研究受到原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体系的影响较大。改革开放到现在，法理学经历了恢复、更新和发展深化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尤为迅速。除继续深入研究法的基本理论外，我国法理学者还先后着重讨论了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法学体系与法律体系、立法体制、法律文化、法律发展、人权、权利与义务、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公法与私法、法治与和谐社会、社会主义宪政等重大理论问题，同时，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西方法理学和中国历史上的法理学说也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研究。这些研究和讨论，一方面，更新了观念，提高了认识，为引导、论证和推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有些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一方面，推动法理学研究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有中国风格的独立学科体系，奠定和巩固了法理学在我国法学体系中的基础地位。
新中国建立以来，如同我国社会的发展一样，法理学也处在不断变革过程中，从早年受苏联“国家与法的理论”的影响，到改革开放以来受西方法理学的影响；从20世纪80年代的法理学更新，到20世纪90年代的法理学范式转换，再到21世纪中国法理学的文化自觉，作为一门学科的法理学正在逐步形成、更新、发展和成熟。近些年，关于我国法理学自身的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方法论体系的研讨也是法理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这方面的论著、评论和会议都比较多。
1．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研究和建设
2004年4月，中央召开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编写全国通用的《法理学》教材也是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工作。2007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法理学》教材的编写提纲基本确定。提纲的内容包括了法的概念和本质，法的产生、发展和历史类型，法的价值、渊源和效力，法律关系、法律行为、法律责任、法律技术，法理学的对象、历史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法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从内容上看，《法理学》教材的提纲既涉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一般原理，也吸纳了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理学的研究成果，还与现实的法律体制和依法治国方略联系紧密，体现出用坚持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实际，与时俱进的特点。目前，《法理学》教材正处于编写阶段，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的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2.文化自觉与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
在自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我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的对比中一直遭受着强烈的贬抑和批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的现代化是以摧残和破坏民族的传统文化为代价的。在一种视中国文化为“前现代文化”、“落后文化”的扭曲文化观的支配下，我国学术在话语权上较长时期处于被动地位和失语境地，以致中国法学一度被人评价为“幼稚的”。近些年来，文化自觉以及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更趋明显．有学者称之为“文化主体自觉”。放在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背景下看，大体可以说，中国法理学正在逐渐从前苏联国家学说乃至西方法理学的支配和影响中挣脱出来，努力寻求和开拓自己的主体性。在这种趋势下，学者们基本上是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在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寻求着我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国内一些学者日渐自觉地沿着中国文化的理路开拓我国的法理学、研讨我国的法理学问题。这种趋势与时代潮流是一致的。2004年，中央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多处提到“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传承民族文化”；2006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五千年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国脉传承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挑战以及各种复杂环境屹立不倒、历经劫难而百折不挠的力量源泉；2007年，十七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由此看，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彰显与全国范围的文化自觉是正相契合的。
3.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
在一些学者强调文化自觉和中国法理学的主体性的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强调了我国法理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近些年来，法理学界加强了对法律职业的研究，一些学者主张构建“法学家的法理学”，并强调法理学者要有法律专家的“法学的观察方式和思考方式”；与这种对法律性的强调略有不同，有学者突现出法律的政治性，也有学者力图把国家和政治重新纳入法理学思考的中心，提出从“法律人的法理学”到“立法者的法理学”的转向。从发展趋势看，法理学今后可能会受到政治哲学的更大影响，随着政治哲学和社会理论近年来在学界呈兴起态势，法律与政治哲学、法律与社会理论将成为重要而前沿的学术领域。我国法理学的科学性集中体现在社会科学方法、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在法学中的应用。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变化，中国学术也在发生从传统人文科学向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向，今后有必要推动和加强我国法学的实证研究。社会科学方法对我国法学的确显得必要。这十年多来，深入实际做调查研究也一直是一些法理学者的努力方向。不过，强调社会科学的运用并不必定意味着人文学科的衰落，对中国法理学而言，如同社会学方法需要补充和加强一样，社会理论或社会哲学其实也亟待加强。因此，也有学者提醒学界要适当注意社会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避免社会科学方法最终沦为一种学术“修饰”。
把世界因素和中国因素放在现代化进程中综合起来看，我国法理学现阶段大体面临着三个大的问题。一是推进和反思现代化问题。现代化带来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在政治、法律、文化等方面带来了很多需要反思的问题。因此，西方社会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后现代主义思潮，反思现代化。对正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在进一步拓展关于权利、法治、民主政治等的研究的同时，我国法理学也需要对一些现代法学概念和传统文化概念从基础理论层面作更深的考量，未雨绸缪地考虑“现代之后”的问题。二是全球化问题。从“现代化”理论，发展到“世界体系”理论，再发展到“全球化”理论，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也体现了权力关系在全球的新变化。法律与全球化是我国法理学目前面临的一个前沿问题。从西方法理学看，法律与后现代主义以及法律与全球化理论目前也是比较前沿的理论问题。三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中国自古即是一个大国，有着久远的中华文化，然而，传统文化在近一个半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遭到巨大摧残和激荡。在现代化进程中进一步协调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开拓新的中国文化，突显法理学的中国风范、中国气派，可谓中国法理学的一项紧要任务。
重大问题研究
1.权利理论
权利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最耀眼的政治和法律现象之一，至今，人权成了支撑世界舞台的重要支柱之一，也几乎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和法律实践的一个共同前提。改革开放以来，在理论范式上，一些学者倡导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权利本位”，并强调以权利和义务这对范畴来重构我国的法学理论。目前，权利已成为我国法理学的一个主导性论题。
法学界近几年有关权利的研究主要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涉及内容广泛，而且更新、更具体。例如，有些学者研究了结社权、学术自由权、环境权、权利救济以及“动物的权利”、“自然的权利”等。这些研究进一步丰富了权利理论，其中诸如动植物的权利、大自然的权利等概念，对于权利理论的发展具有一定启发意义，但这种提法本身是否足以成立仍需要深入而细致的论证。二是在理论上有所深化和提升。如果说权利最初在我国法学界的提出多少带有一定的热情和意气，那么，要进一步使权利在我国政治和法律领域根深叶茂，维护和巩固权利的重要地位则还需要更深厚、细密的理论论证。有些学者对“自然权利”提出批评，认为人权源于人的天性、德性和理性，也源于人的社会属性。而有学者则认为，我国传统思想已发育出天赋权利的要素，但讲治者以民为本较多，讲民之所本较少，而且缺乏应有的抽象概念，更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因此，要实现民从他本到自本的转变，在理论上把民权贯通于天道人性，在实践中把民权落实于制度程序，倡导民权的制度规范主义。有学者提到，权利实现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法律途径，二是社会途径。有学者分析了现代社会中人权与德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既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现实利益话语”的协调，也要注意“现代权利话语”与“传统德性话语”的协调。此外，法学界也一直持续着关于权利概念、权利冲突等问题的研讨。总体上看，尽管近几年有关权利的论著很多，但有些权利基本理论，如权利的道德基础等，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2．法治理论
从近年来的研讨看，法治仍然是我国法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与现实相联系。关于法治的理论讨论涉及一些新的内容，呈现出新的动向。
第一，法治与社会和谐、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与坚持科学发展是党中央近年来提出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对于法治建设及其走向具有重要意义。从建国以来法制建设的历史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末期出现了忽视乃至严重破坏法制的情况；到70年代末，经过拨乱反正，法制得到重视和加强；到90年代中后期，依法治国作为治国方略被确立起来，法制建设从此进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法略的新时期。在这三个历史时期中，重视和加强法制是对忽视和破坏法制的纠正，实行依法治国则是对“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观的发展和深化。社会和谐、科学发展的提出，进一步对法制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法治理论研究指出了新的价值导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以及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些要求既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品质要求，也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之外提出了与人本身密切相关的一些价值要素。这些为从目的论和价值论上更深入地思考法治提供了广阔空间。
第二，法治与民主。为纪念依法治国十周年，法学界于2007年度再次就法治展开了深入的理论研讨。在这些研讨中，法治与民主的关系成为一个焦点问题。问题的核心在于：推行法治是否必须与之相应地推进民主？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与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民主的普适性的质疑有着重要联系。一些学者否定民主具有普适价值，还有一些学者以民主实践的某些弊病，如带来暴政、导致腐败、不利稳定等对民主提出了批评。受这些声音的影响，一些学者将法治与民主对立起来，或者，将法治与民主视为两条并不相干的路径，认为法治与民主并无必然联系，历史上存在着没有民主的法治，我国应该走法治之路，而不应走民主之路。还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以法治统合民主，先法治后民主，或者，缓行民主，强调民主政治必须在法治的框架下，特别是在法制的约束下有序展开。针对这些看法，一些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强调了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有法制但无民主政制，致使法律成为治民的有力工具，而难以成为制约和规范政治权力的有效手段；建国后一段时期，我国曾出现抛开法制搞民主的做法，致使社会发生剧烈动荡。鉴于这些离开民主搞法制、抛开法制搞民主的经验教训，有学者强调民主与法治应该结合起来，共同推进，相辅相成。
第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也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一些学者近两年来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概念和特征、时代背景、历史地位、基本内涵、具体要求等作了讨论，一些理论刊物发表了一些有关这一主题的理论研讨和长篇论文。目前，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一些大型课题也正在展开。
3.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
依法执政与社会主义宪政是关于依法治国的深入研究必定要触及的两个更深层次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探求依法执政的规律和原理是法理学近年来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如果说依法治国更多地涉及政治权力与法律在国家层面的关系问题，那么，依法执政则更多地涉及政党活动、国家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同人民与法律、法治的关系比公民、国家权力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一样，政党、政权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也要比国家层面的政治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显得更为复杂。依法执政日渐成为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近几年，一些学者对政党执政、政党领导等概念作了辨析，一些会议也对依法执政的某些方面作了研讨，但关于政党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关系、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政党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以及执政、行政、政治、法律之间的关系等这样一些涉及依法执政的基本理论和实践问题，仍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近几年关于依法治国的讨论中，另一个时常被一些学者作为法治发展目标强调的概念是社会主义宪政。在谈到宪法和法律改革时，有学者循着世界宪法史的经验，指出了从“革命宪法”到“改革宪法”再到“宪政宪法”的历史性转变。还有学者结合建国以来的法制历程，认为我国法制建设经历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阶段，以及“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阶段，目前则正在进入宪政这一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一些学者认为，当前能够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起来的更具包容性、更具解释力、与国际通行讲法更接近的概念就是社会主义宪政。也有学者认为，法治中的“法”实际上已经包含有宪法，所谓宪治、宪政其实已经包含在法治概念之中；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有了宪法和法律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宪政和法治，宪政比法治包含有更为深厚的内涵，对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有更高的要求。
我国法理学在近年来的迅速发展过程中也面临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例如，在世界法学大背景下，摆脱苏联或者欧美法律理论的主导，开创具有世界和历史意义的中国法理学仍有较长的路要走；中国法理学在对外交往中的平等对话能力仍待加强，对外交往方式有待进一步改进；与西方法学资源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受重视的程度相对较弱；高深通透的基础理论研究仍显不够，深入实际的实证研究也待加强等等。这些都是我国法理学在今后的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加强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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