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撰著文集60卷，奏议10卷，《茶录》、《荔枝谱》各1卷，工于书法，擅长茶事，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从流传至今蔡襄所作的茶诗、茶文、茶书、茶书法等茶文化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蔡襄的独特茶文化见解，也能获得宋代乃至古代茶文化的重要历史信息。
蔡襄写有茶诗，据不完全统计，有《即惠山煮茶》、《茶垄》、《采茶》、《造茶》、《试茶》、《修贡亭》、《和杜相公谢寄茶》、《六月八日山堂试茶》等多首茶诗。
这些诗题材丰富，《即惠山煮茶》写茶泉，《茶垄》写茶园，《采茶》、《造茶》写茶叶采摘与加工，《试茶》、《六月八日山堂试茶》写煎茶与饮茶，《修贡亭》写贡茶，《和杜相公谢寄茶》写茶礼。从茶诗的题材，可见蔡襄拥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知识，无愧茶学家之称号。
在《即惠山煮茶》诗中，蔡襄对惠山泉为什么长期以来深受赞美进行了思考。他提出“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惠山泉之所以受到珍视，是因为有上好品质的“真茶”与其相得益彰。“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茶与水双绝，才让人们得到了饮茶的趣味。蔡襄提出了“茶泉双绝”的观点，对后来颇有影响。明代时，田艺蘅就对杭州附近的茶泉“一一试之，求其茶泉双绝”。于是就逐渐产生了龙井茶与虎跑泉为“杭州双绝”一说。
在《修贡亭》诗中，蔡襄自注：“予自采掇时入山，至贡毕”，反映了他在福建担任转运使期间，负责贡茶事宜，采摘、制作、包装、运送，自始至终都亲力亲为。“修贡贵谨严，作诗谕远永”，说明宋代时期极其重视贡茶，蔡襄不仅认真对待，全程参与，而且作诗记录，这些实践活动为他能够写茶书《茶录》打下了铺垫。
苏轼在《荔支叹》诗中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前丁后蔡指的是丁谓（966-1037）和蔡襄。丁谓曾任福建转运使督造贡茶，创制了大龙团饼茶。蔡襄继任该职后，又创制出小龙团茶。苏轼对此颇有微辞，认为这是争新买宠。并且苏轼在诗中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指出欧阳修也对蔡襄的行为颇为不解。
然而，从蔡襄在《造茶》诗中序言：“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极精好。被旨号为上品龙茶，仍岁贡之”，我们可知蔡襄具有创新精神，并不因循守旧。新创的产品“尤极精好”，是“上品龙茶”，原因在于“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焙出香色全，争夸火候是”。这是在品质方面精益求精，尽管也有苏轼、欧阳修所说博得君王欢心之嫌，但是蔡襄为了追求更高茶叶品质而不断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同时，在《造茶》诗中，蔡襄自注：“龙凤茶八片为一斤，上品龙茶，每斤二十八片”。由此可知上品龙茶每斤有28个小饼片。而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这里如此贵重的小龙团茶每斤为20个小饼片。如果不是欧阳修笔误，那就说明蔡襄创制的上品龙茶更加精致。因此从茶叶加工技术角度来看，蔡襄是有功于茶叶科技进步的。
蔡襄写有茶事散文《茶记》，该文收录于《端明集》卷34，全文151字，叙述了他与王大诏因茶结缘的故事。蔡襄说建安的“王家白茶闻于天下”，“白茶唯一株”，并且肯定了白茶价值非常高，“一饼直钱一千，非其亲故，不可得也”。后来，遭人嫉妒，“园家以计枯其株”。适逢蔡襄亲临建安，王大诏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蔡襄。蔡襄甚感惋惜，很是同情王大诏，二人因此相识。幸好茶树根部没有受害，后来又“枯蘖辄生一枝”，王大诏采叶制作了一小饼茶。此时蔡襄已在京师，王大诏坚持四千里路的遥远跋涉，携茶来到京师，请蔡襄一品为快。蔡襄深受感动，特地写下《茶记》作为纪念。
蔡襄是官员，喜欢好茶，懂得茶性。王大诏是茶农，家有好茶，善于制茶。二人因茶结缘，可谓情真意切。值得一提的是，今人说到白茶，常以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大观茶论》为凭据。因为《大观茶论》中专门列有“白茶”条目，说“白茶自为一种……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生者不过一二株……”。甚至少数人还以为这是白茶的最早详细记载。然而，比对宋徽宗《大观茶论》与蔡襄《茶记》中有关白茶的文字，实际情况一目了然。蔡襄及其《茶记》在先，宋徽宗与《大观茶论》在后。因此，蔡襄《茶记》为我们研究宋代乃至古代茶文化，的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
茶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我们研究茶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资料来源。蔡襄写有茶书《茶录》。该书近800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有前序、后序以及附录（欧阳修《龙茶录后序》），非常完整。
今人对该书多有好评。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教授认为：“《茶录》是我国第一部专论点茶技艺及其器具的茶书，也是现存宋代最早的茶书之一”，“为宋代饮茶艺术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继《茶经》以来保存完整的一部重要茶书”。这个评价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极为中肯。
笔者认为，蔡襄《茶录》之所以受到今人好评，是因为该书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显著特色。
一、写作目的明确，填补了学术空白。蔡襄在“前序”中指出：“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很显然，蔡襄广闻博识，在亲身经历了生动鲜活的建安茶事之后，他觉得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没有记载福建茶事有些缺憾，而且他的同时代人，前任转运使丁谓在《茶图》中只谈茶叶采造等技术问题，却不谈品饮方法，显得不够完备。因此，蔡襄专门写下《茶录》一书，以便弥补陆羽《茶经》、丁谓《茶图》的不足之处。
二、作品内容丰富，总结了饮茶艺术。《茶录》上篇论茶，分别有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熁盏、点茶等10则内容。下篇论茶器，分别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9则内容。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宋代点茶艺术的诸多重要信息。比如说，在点茶法程序方面：备器→择水→取火→候汤→熁盏→洗茶→炙茶→碾罗→点茶→品茶，其中，器具、熁盏、洗茶、点茶已经与唐代煎茶法截然不同，演变成宋代点茶法的独有特色。蔡襄率先在《茶录》中系统地总结了宋代茶艺，为后来宋徽宗赵佶撰写《大观茶论》提供了参考，这两本茶书为今人了解宋代点茶艺术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
三、观点新颖鲜明，影响了茶业发展。蔡襄在《茶录》中提出了许多新颖鲜明的观点，对茶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蔡襄倡导品茶时以色、香、味为次序的标准。色在首位，“茶色贵白”。其次是香，“茶有真香”。然后是味，“茶味主于甘滑”，如果“水泉不甘”则“能损茶味”。这个标准次序，到了宋徽宗撰写《大观茶论》时，调整为味、香、色。味在首位，“茶以味为上”。其次是香，“茶有真香”。然后是色，“以纯白为上”。从蔡襄《茶录》到宋徽宗《大观茶论》中品茶标准的变化，很好地反映了宋代时期茶叶审美观念的转变。其次，蔡襄提出评判斗茶胜负以及选择茶盏釉色的标准。“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为了方便判断胜负，需要借助茶盏釉色。“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指出黑釉兔毫盏既有功能美又有艺术美，因此兔毫盏广为流行而声名远播，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以及日本茶文化的发展。
蔡襄工于书法，以浑厚端庄、自成一体的风格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并称“北宋四大家”。蔡襄的茶书《茶录》、茶诗《即惠山煮茶》等茶文化作品，同时也就是优秀的茶书法作品。茶诗、茶文、茶书属于茶文学作品，茶书法属于茶艺术作品。蔡襄将茶文学与茶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高效传播。
蔡襄于1012年出生于茶区福建仙游，1048年到建州监造贡茶，1052年撰写《茶录》二篇上进。由于参与了茶叶生产、加工、管理、品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后形诸笔端，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总结。蔡襄能够创制小龙团茶，得益于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勇于创新的精神。蔡襄能够提出独特的茶文化见解，得益于他积极参与茶事活动并且深入思考。蔡襄的茶文化作品能够广为流传受到好评，得益于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书法艺术高超。
蔡襄是我国宋代时期著名茶人，对中国茶文化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宋代的点茶艺术因之日益成熟，建茶的声名因之闻于天下，为中国茶文化第二个高峰期的出现与形成夯实了基础。蔡襄的茶文化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对今天弘扬传统茶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章传政《试析蔡襄的茶文化贡献》荣获全国征文“首届蔡襄《茶录》与福鼎白茶文化发展论坛”优秀奖，发表于《首届蔡襄<茶录>与福鼎白茶文化发展论坛论文集》第60-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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