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每个人降生于世起，就注定要背起经历各种苦难折磨的命运。
只有懂得“否极泰来”，在逆境中“挺”而不舍，才会顺利度过难关。
人生在世，不能选择的事情很多，不能改变的事情也很多，即使生来就拥有过人的条件与资质，也往往是逆境多而顺境少。对待逆境，曾国藩首先是承认现实，保存自己，不做以卵击石般的无谓牺牲。他认为人的事业得不到发展，道路闭塞不通是因为行为不正的奸佞之徒当道而造成的。奸佞当道的时候，道德高尚、坚守正道的人是吃不开的。这种时刻，做什么事情总是失去的多，得到的少。
面对不同的人就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小人不按理出牌，喜欢背地里出阴招。耿直之人若过于坦诚，必遭其所害。面对比自己强势的人要懂得走曲线。
俗话说：“忠言逆耳”，如果直言或试图有所作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遭受陷害。大的方针政策不能变动，只好在具体工作的小地方做些补救，损失是不可避免的。曾国藩所讲的“识时务”与现今的“识时务”在概念上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如果一味顺从，只会成为逆境的奴隶，也就不能改善自己的环境，更谈不到有所为了。因此，曾国藩从承认现实、识时务的角度出发，引伸出逆境的第二种应对策略：练内功、求自强。曾国藩认为坚韧卓绝的意识，不屈的性格，才是成就大业、有所长进的前提。惟其时受挫折，经患难，故其德业也时有长进。对此，曾国藩说：“吃一堑，长一智”受辱之时更需如此。
曾国藩又说：就像《西铭》所讲的“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只有等着被烹死，这就是晋献公世子申生的恭顺。勇敢地承认现实，又顺从命令的，只有伯奇能做得到。”这些话，太真切了。
他曾深切地感慨到：天下的事没有一件不是经过艰苦的努力换来的。正所谓“朱子之学得之颓苦，所以为百世之师”，说的就是这道理。
曾国藩生性刚强倔强，他刚出山的时候之所以处处碰壁，主要是因为太过刚硬，不懂得柔能制刚的道理。再次出山后，他认识到，应当变刚为柔，寓刚于柔，这样才能化解危机，顺利办事。可见，他已经懂得在不顺的时候静思，在逆境中完善自我和完成转变。
可以说，“挺”字学问是曾国藩经历了官场风波以后的人生获得，也是对自己人生阅历和生存智慧的总结，最能反映他的内心世界和处世手段。虽然现实中不存在详细记述“挺”字学问的书籍，但这种精神的确是值得学习的。
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虽未做过高官，但因为救过曾国藩的命，也就成了曾国藩的心腹之一。曾国藩从军，他曾到幕下任幕僚，二人关系极密。欧阳兆熊对曾国藩的“挺”字学问体会很深，并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有所提及。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拥有与生俱来的苦中作乐的性情。越是艰苦的条件下越是乐观，越是紧张的环境下越自然平常。在曾国藩的大营，每天早起后，曾国藩便召集群僚吃早饭，饭后坐谈，他经常讲一些笑话，缓和气氛，给新的一一天增加活气，激发属下的积极性。同时，他所讲的这些，都含有丰富的哲理。寓教于乐，也是对幕僚和下属进行教育的一种极好的方式。李鸿章曾对吴永说：“在营中日寸，我老师要等我辈与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即围坐谈论。
夸经论史，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他老人家又最善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些不笑，以五个指头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李鸿章的这段话就是当时生活的逼真写照。
曾国藩说话很幽默，留传下来的有趣的故事不胜枚举。再看李鸿章所举的第一篇，也是传下来惟一的一篇，言语通俗，正是席间讲谈的笑话之类。
谈过即罢，无人记录，所以也就没有文字留传。这惟一的一篇，是靠了李鸿章的记忆传下的。当时曾国藩的幕府中有几十人，一同吃饭的也不在少数，但只有李鸿章能详细回忆出曾国藩的音容笑貌。非常可惜的是，他只说了其中的一些片段，否则，留传到今天，就又多了一份宝贵的资源。当时，郭嵩焘兄弟也在曾国藩的幕府中，因此也可能听到了这些内容。在曾国藩写给他们的信中，有四处提到了“挺”。由此可见，“挺”之学问确实是有的，不过不是一部真正的著作而已。
“挺”字学问是曾国藩的人生心得，在开始做事业的时候，要有足够的刚气，而在具体的行动中，则要刚柔结合。不过，可以看出，“挺”字的确是曾国藩心法中最为重要的、开宗明义的一条，现实生活中也需要这样的精神。
面对苦难，该坚持的时候顶得住，是成大事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