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简介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所创作的中国古代第一部浪漫主义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是吴承恩在50岁左右，也就是1550年左右写了西游记的前十几回。后来因故中断了多年，直到晚年辞官离任回到故里，他才得以最后完成《西游记》的全部创作。 因此，大致可以推断出，《西游记》是他在1550至1582年，这32年之间创作的。主要描写了唐朝太宗贞观年间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四人保护唐僧西行取经，沿途历经磨难（连同唐僧出生到取经前的磨难共九九八十一难），一路降妖伏魔，化险为夷，最后到达西天，取得真经的故事。（《大唐西域记》和《大唐慈恩寺法师传》对此事有详细记载）。取材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和民间传说。
自《西游记》问世以来在民间广为流传，各式各样的版样层出不穷，明代刊本有六种，清代刊本、抄本也有七种，典籍所记已佚版本十三种。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大量被译为西文，西渐欧美，已有英、法、德、意、西、世（世界语）、斯（斯瓦希里语）、俄、捷、罗、波、日、朝、越等文种。并发表了不少研究论文和专著，对这部小说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天下所分四大洲：东胜神洲－众仙岛组成的洲，各路散仙云集之地，也是孙悟空的诞生地；南赡部洲－大唐国所在地，唐僧也是由此出发取经；西牛贺洲－西天如来以及众神佛所在之处，佛法昌盛，唐僧取经的目的地；北俱芦洲－最荒凉的洲，无佛法普及，全都是赤身露体的野人。
二、鉴赏
文学特色
《西游记》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最杰出的充满奇思异想的神魔小说。作者吴承恩运用浪漫主义手法，翱翔着无比丰富的想象的翅膀，描绘了一个色彩缤纷、神奇瑰丽的幻想世界，创造了一系列妙趣横生、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功地塑造了孙悟空这个超凡入圣的理想化的英雄形象。在奇幻世界中曲折地反映出世态人情和世俗情怀，表现了鲜活的人间智慧，具有丰满的现实血肉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西游记》以它独特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的艺术殿堂，感受其艺术魅力。
《西游记》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幻，一是趣；而不是一般的幻，是奇幻，不是一般的趣，是奇趣。小说通过大胆丰富的艺术想象，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创造出一个神奇绚丽的神话世界。《西游记》的艺术想象奇特，丰富、大胆，在古今小说作品中罕有其匹的。孙悟空活动的世界近于童话的幻境，十分有趣，而且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稀奇有趣的妖怪，真是千奇百怪，丰富多彩。浪漫的幻想，源于现实生活，在奇幻的描写中折射出世态人情。《西游记》的人物，情节，场面，乃至所用的法宝，武器，都极尽幻化之能事，但却都是凝聚着现实生活的体验而来，都能在奇幻中透出生活气息，折射出世态人情，让读者能够理解，乐于接受。
《西游记》的艺术魅力，除了它的奇异想象，就要数它的趣味了。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可以说是趣味性和娱乐性最强的一部作品。虽然取经路上尽是险山恶水，妖精魔怪层出不穷，充满刀光剑影，孙悟空的胜利也来之不易，但读者的阅读感受总是轻松的，充满愉悦而一点没有紧张感和沉重感。
《西游记》的奇趣，跟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相辉映。孙悟空豪爽、乐观的喜剧性格；滑稽谐趣却憨厚朴实的猪八戒形象。他们幽默诙谐，机趣横生的对话使文章增色不少。人物的性格常常通过富于谐趣的对话得到生动的表现，这也是《西游记》充满奇趣的又一大特点。在人物描写上将神性、人性和自然性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也是造成《西游记》奇趣的重要原因。所谓神性，就是指形象的幻想性；所谓人性，就是指形象的社会性；所谓自然性，就是指所具有的动物属性。《西游记》展现了一个神化了的动物世界，同时又熔铸进社会生活的内容。
《西游记》张开了幻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在美妙的奇思遐想之中，其幻想的思维模式，有着超现实的超前的意识。《西游记》的幻想艺术的确是一份宝贵的思维财富和丰富的艺术财富。《西游记》不仅是中国文学中的一部杰作，而且也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
美学批判
神话思维和权力意识
从文本的基本性质和艺术总体上判断，《西游记》是一部宗教与神话、迷信与魔幻等要素混合的汉族民间文学文本，是一个经历漫长历史时间的集体创作和最后的个体加工的文本形式。它折射出先秦轴心文化式微后华夏哲思的递减式没落和价值大厦坍塌后生活世界的混沌画面和世俗化的享乐图景。对于儒道释三种价值体系的喜剧化的嘲笑和反讽，凸显出中国古代社会的晚期，随着商品经济萌芽和渐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解构和精神信仰的溃灭。《西游记》建构的神话世界，宗教隐喻着对于精神和心理的极权统治，被演绎成为皇权的象征。于是皇权意识和神话思维在宗教化的艺术文本里合乎逻辑地结盟，诞生出一种宗教政治和政治化的宗教模式。
《西游记》呈现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极权－皇权和神权，生存主体无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都被牢牢地桎梏，屈服于政权和宗教的二重宰制，在心理结构上集体无意识匍匐于皇帝和佛祖的脚下。显然，《西游记》的文本散发着与生俱来的国民奴性气味。即使是作为反叛偶像的“英雄”最终也不得不拜倒在象征最高统治形式的佛的“法力”之下。
自我异化和游戏主体
黑格尔在《美学》中表达他一贯的美学主张：理想的艺术应该以人为中心。他又强调说：“性格就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8] 显然，《西游记》是神魔妖怪为感性符号而建构的人类形象。然而，由于宗教和迷信意识对于创作主体的宰制，文本所书写的形象呈现主体沉沦和自我异化的审美状态。换言之，《西游记》尽管不乏生动传神的各类形象或意象，然而，显露着一个无法掩饰的艺术事实：人物形象的主体性丧失，人性由于被宗教的压抑而处于沉沦的境域。
在总体上，孙悟空是一个“伪英雄”。既是一个充满游戏精神的可爱英雄，又是一个最终在宗教法力之下表现为怯弱的英雄，成为宗教意识的牺牲品和工具。显然，在被如来佛的魔法镇压之后，孙悟空明显为一个不彻底的英雄和投降的英雄，身体和精神双重地向“佛法”投降。从具体细节考察，孙悟空是一个神话的虚幻英雄，而且是一个不断求援的英雄，是必须借助法术和宝物的英雄，在大闹天宫之后，他的英雄形象不断地褪色。和司马迁《刺客列传》中的英雄相比，后者则是充满历史理性的英雄，呈现悲剧色彩的英雄，也是道德和伦理意义的英雄，洋溢实践理性的斑斓光辉，因而是真实的和可敬的英雄。比较之下，孙悟空只能是可爱而不可敬的虚假英雄。
混合的母题结构和循环的叙事策略
作为一部神话小说，《西游记》包含的母题丰富而宽泛，诸如反抗母题、取经母题、游历母题、冒险母题、受难母题、性禁忌母题、修成正果的母题等。新批评的代表人物韦勒克、沃伦认为：“从文学理论看，神话中的重要母题可能是社会的或自然的（或非自然的，或非理性的）意象或画面、原型的或关于宇宙的叙述或故事、对我们永恒的理想中某一时期的事件的一种再现，这种再现是纲领性的，或者是带着末世情调的，或是神秘的。” 《西游记》的母题涉及自然、社会、历史、政治、神话、宗教多种领域和对象，它展现一幅生动多姿的历史风俗画，一定程度上呈现人类的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的理性倾向。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是不完整、不纯粹和不彻底的，甚至是破碎的和含混的，有时表现出内在的困惑和矛盾，严重地削弱了小说文本的哲学意义和思想魅力。
三、成就和影响
文学成就
中国古典小说中，《西游记》的内容最为庞杂。它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和内容，既让佛、道两教的仙人们同时登场表演，又在神佛的世界里注入了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态，有时还插进几句儒家的至理名言，使它显得亦庄亦谐，妙趣横生使该书赢得了各种文化层次的读者的爱好。《西游记》的出现，开辟了神魔长篇章回小说的新门类。书中将善意的嘲笑、辛辣的讽刺和严肃的批判巧妙地结合的特点直接影响着讽刺小说的发展。所以说《西游记》是古代长篇浪漫主义小说的高峰，在世界文学史上，它也是浪漫主义的杰作。
社会影响
自《西游记》之后，明代出现了写作神魔小说的高潮。有朱星祚的《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邓志谟的《铁树记》、《飞剑记》、《咒枣记》、许仲琳的《封神演义》等。《西游记》对戏曲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清代宫廷大剧《升平宝筏》是西游记，十本，240 出。《西游记》不但有续作、仿作，对后世的小说、戏曲、宝卷、民俗都产生影响，清朝子弟书里都有《西游记》的鼓词，可见影响之大。
《西游记》也备受西方人士的关注，译介较为及时。19 世纪中叶，法国汉学家泰奥多·帕维把《西游记》中的第 9 回（“陈光蕊赴任逢灾，江流僧复仇报本”）和第 10 回（“游地府太宗还魂，进瓜果刘全续配”）译成法文。第 9 回译文题名为《三藏和尚江中得救》，第 10 回译文标题为《龙王的传说：佛教的故事》。译文皆刊于巴黎出版的《亚洲杂志》（亦称《亚洲学报》，由亚细亚学会主办）。1912 年法国学者莫朗编译的《中国文学选》一书出版，收录了《西游记》第 10、11、12 三回的译文。12 年后，即 1924 年，莫朗译成《西游记》百回选译本，取名《猴与猪：神魔历险记》，当年在巴黎出版。这是出现最早的较为系统的《西游记》法文译本。
综上所述，必然就是四大名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