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的夏天》第二季，五条人火了。他们的走红又带动这档综艺出圈，让更多主流人群对于国内独立乐队产生了兴趣。 这些出现在《乐夏》的乐队，其实属于非主流中的主流，背后多有大厂牌支撑。而在那些厂牌的阳光普照不到的地方，还有无数野生的独立乐队，他们把自己称作地下乐队。 近日，我们找到四支在上海滩具代表性的老牌独立乐队，他们中有的已经解散，有些经历了分分合合，也有一直坚挺活到现在的。 这些乐队里的中坚成员都已步入中年，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当他们下班后背上乐器在最高峰时刻的地铁里挤挤挨挨、从城市的四面八方赶往排练室的时候； 当他们进行异地巡演，而此时家里两个孩子中大的一个因为换牙高烧不退，小的还抱在手里喂奶，老婆打来电话哭骂的时候； 甚至到了最后，当他们中的一些人终于迫于生活压力不再做音乐的时候——他们在想些什么？ 今天，让我们暂时忘记这个时代无处不在的算法，来聊聊活法——当曾经的摇滚青年到了中年，他们选择什么样的活法？“我成了被20年前的自己看不起的人”
“摇滚乐队可能是所有有才华又不得志的年轻人的一个俱乐部，一帮小赤佬在一起，大家的时间非常不值钱，又有很多创造力，想要把它变成自己才华的证明。” ——王翼昊（兰亭主唱）
2003年夏天，沪青平公路上还未出现成群结队的别墅，这里只是上海人眼中一个寻常的落乡地方。这年王翼昊23岁，已经做了两年乐队，他们的排练室就在沪青平公路吴宝路上，是他叔叔的鳗苗厂里免费匀出来的一间房。一切设备都是自己买的，房间里的隔音也是自己做的：先往墙上铺层棉花毯，外面再包上塑料纸。天气晴朗的傍晚，打开窗户，可以看到田间有黄鼠狼的身影，映在一片夕阳晚照里。
这是王翼昊记忆里属于这座城市最后的浪漫年代，在房价被彻底炒高之前。“当时的年轻人真的会在周末约上几个朋友去酒吧看乐队的现场演出。现在没有这种人了，你发消息说去酒吧听歌吧，人家要当你脑子有毛病的。”这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经济地位的巨大落差，导致很多人对于成功有一种焦灼感，将自己的时间投入到能够更快捕获成功的那条快速车道上面。“再没有那种轻松的心态，可以继续享受生活、音乐和啤酒。”
而《转多云》就是在王翼昊口中“最后的浪漫年代”里、在那片可以看见黄鼠狼出没的田园被创作出来的，直到现在，这首歌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那撮听英式摇滚的歌迷中间仍是被封神的。就在同一年，兰亭成为第一支登上ARK舞台的上海Indie乐队（即独立乐队，在很长时间里，独立音乐也被称为地下音乐）。演出开始前，王翼昊从窗口伸出头去看，“可以看到长长的队伍，很多高中生也来看我们演出。”时隔多年后他承认，这样的场面对于当时的乐队成员来说，是会让他们产生一种成功的幻觉。“我想，这（成功）才刚刚开始，但我没有想到，马上就结束了。”
在那个互联网都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他们没有享受到流量的红利。“差不多撑到2005年，吉他手和鼓手都去发展其他事业了，贝斯手也跳到别的乐队去了。2009年又重组过一次，之后就开始换成员，变成新的阵容，就不停地玩，也没有太大的成功……”
距离那场历史性的演出17年后，王翼昊从公寓顶层的自家露台看出去，上海的天际线尽收眼底。他如今从事房地产生意，音乐圈里的人叫他“王老板”，一半人看他是神话，一半人看他是笑话，笑他的人看不起他抛弃了做乐队的初心。“摇滚乐队可能是所有有才华又不得志的年轻人的一个俱乐部，一帮小赤佬在一起，大家的时间非常不值钱，又有很多创造力，想要把它变成自己才华的证明。”但到了一定年纪，结婚生子，人生就不一样了。“人总还要有一定底线的吧？你总不希望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跑掉吧？”所以必须扯着自己的头发鞭策自己上进。
这是他的选择，还有很多和他年纪相仿的人还在坚持做音乐。他觉得，那样也蛮好。“但如果整天摆出一副除了音乐别的都是粪土的样子来，就有点可怜兮兮了。这种不被世界理解的、郁郁不得志的老爷叔是很可悲的。”被仍然坚持音乐理想的人们嘲笑的王老板，在家里建了间专业录音棚，但花在音乐上的时间是零。“坦白说，每天除了睡觉的四五个小时，剩下的时间不是在赚钱就是在想怎么赚钱。”
王翼昊承认他成了一个被20年前的自己看不起的人，但他并不在意。“必须先有钱，有了钱可以让我的审美品位变得更高，当一个贵的音色和一个便宜的音色出来，你知道它们是不一样的。”他相信，等未来有时间再度投入音乐的时候，他的下一张专辑会更好。但到那时，他不会再想通过音乐向别人证明些什么，它将成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
他微微一笑，“虽然我在生活中是个俗人，但我在音乐里面寄存了一种灵魂深处比较高尚的东西，希望自己在音乐里是个金光闪闪、驾着祥云而来的人。”
“做这一行，90%的乐队都不赚钱”
“我们不是艺术家，不能一味追求艺术境界，我们希望在相对好的生活基础上，再去追求音乐。” ——谢晖（羽果主唱）
2003年，当王翼昊和他的兰亭乐团在ARK做了上海第一个Indie专场时，在江西南昌，尚未从“晶体”改名为“羽果”的这支乐队，还没像一颗有羽毛的果实那样飞起来。
主唱谢晖对于那段时间最深刻的记忆，是在一场大学演出中借其他乐队的吉他来砸，被吉他主人冲到舞台上一把夺走，并冲他们怒吼“下次再也不借给你了”！台下看演出的一群大学生当场笑疯。“当时我们正处于极度迷茫期，开始创作了，但还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所以表达方式很傻很直白，在舞台上靠行为证明自己摇滚，以为摇滚乐就是一种宣泄。”
▲图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后来，那个吉他被砸的吉他手（万劢）加入乐队。再后来，他们从南昌来到上海发展，这是2006年。谢晖的弟弟谢俊担任乐队作词和贝斯，原本是一名法学生，但被他“诱拐”到上海，为此父母一度无法原谅谢晖。
谢晖相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羽果是上海唯一一支全职乐队。所有成员住在一起，除了做音乐，他们不做别的，日子过得很是惨淡。“惨了两年！怎么惨？没有别的收入，只有靠酒吧演出。一场演出赚1000元，四个人分。每周一场，一个月就是四场，等于每人每月就1000元收入。很快，从南昌带来的积蓄都花光了。”
直到2009年出了《巴别塔》专辑，打出了知名度，接到一些商演及品牌合作，收入才多了些。“但仍然不足以让生活质量有很大提升，你要结婚吧？得养家糊口吧？我们不是艺术家，不能一味追求艺术境界，我们希望在相对好的生活基础上，再去追求音乐。生活压力太大，创作也会受影响。”这时候开始，大家决定出去工作了。“先让自己生活无忧，有份稳定收入，不要为下顿饭考虑。我刚开始去了一家广告公司做音乐。我弟在房企，吉他手和鼓手都在凤凰传媒。”
2006年至今，他们14年里发行了四张正式专辑，平均一张专辑要花上三四年。“90%的乐队不会有机遇找到投资给自己出唱片的人，我们的唱片都是独立完成制作的，前三张更是在家里做出来的。”谢晖说。
▲图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制作一张专辑是个异常繁复的过程，这里或许可以再说一个关于兰亭的故事，他们在2014年左右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到灯塔去》，里面所有的歌都写于10年前，当时缺乏条件，只制作了地下发行版本。直到10年后，经由拉拉索唱片主理人李伟照推动，才制作了正式版本。怀胎整整10年，专辑方经难产而复生，这个看上去极端的经历却是上海也可能是中国独立乐队最写实的缩影。
大多数歌迷是在羽果成名后再回过头去听他们2008年发行的一张《春晓》EP，反应往往是目瞪口呆、惊叹不已。乐队后来受邀去西班牙参加音乐节，在毕尔巴鄂大教堂现场唱了《春晓》，老外都听得如痴如醉。他们当时带的专辑，被争抢一空。这从侧面证明了一点：歌好听是远远不够的，这仅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谢晖说，“你的音乐卖不卖钱，营销手段很重要。”比如上一趟《乐夏》，之后的演出费就可以飙升至20万元、30万元，这是圈内人尽皆知的。王翼昊说得更直白，“你写了一首好歌，有好的词和好的编曲，仅仅是成功的5%，成功还取决于另外95%的东西，包括包装、运作、推广……”但现实决定了绝大多数乐队无法拥有这95%所涉及的资源。
“我想90%的乐队都不赚钱，都要一边上班一边做音乐。你要花很多时间排练，最重要的是花出去的时间和精力同你的所得是严重不对等的。”谢晖以新专辑《怒马》为例，“这张专辑我们做了四年，可能唱片卖不了多少。我们在线上就没有售卖，都是免费的，那版税就忽略不计了。线下的实体碟片，大部分我们都是拿来送的。”
出专辑是一种形式，乐队活动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演出，有些演出赚钱有些则烧钱。羽果有一年在万代南梦宫办了个专场，卖掉700张票，但是门票收入很难抵消投入的成本。谢晖回忆，当时的场租费打折后是五万，还聘请了技术团队，做了很多VJ，都是大手笔投入。
羽果今年出了新专辑，从11月底开始，他们将进行两个月左右的巡演。谢晖觉得对于现阶段的乐队来说，演出收入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持不断的演出和创作，这样我们就能始终处于一种非常好的状态。”
梦没做完，我们不散
“我们好好做乐队大概就三年时间，这三年里从第一场演出大概就10名观众，到在MAO开专场超过1000人。” ——菩菩（蘑菇团主唱）
▲图源丨微博@MARUITAKOYAKI
乐队解散后的很多年里，菩菩每次路过凯旋路上的育音堂，心里牵牵绊绊的，都是旧日舞台上的光影和声浪……
蘑菇团获得过一支地下乐队所能梦想的几乎一切成功：他们曾经在MAO开过观众逾千人的专场；参加过国内所有大型音乐节，并登上过虹口和工体这种绝对重量级的场馆……“我们好好做乐队大概就三年时间，这三年里从第一场演出大概台下就10名观众看，到在MAO开专场，超过1000人。”
即使搁在现在，一支没有上过《乐夏》这种综艺节目的独立乐队办个专场也罕有达到千人规模的。蘑菇团最接近走出地下、走入大众视野的一次经历，是在2008年参加康师傅乐队选拔赛获得了上海赛区冠军。当时的评委之一是陶喆，演完第一轮，他旗下的唱片公司就找到了他们。从地下到主流运营，难免水土不服。花了两年工夫终于做完第一张唱片，遇上陶喆父亲去世，宣传这块也没跟上。虽然有几首歌还算出挑，但整张专辑没有制造出太大动静。
大家的心态崩了。“生活和音乐的双重压力给了我们很重的负担，身边的人都成家了，家里人也希望你可以早点稳定下来，而你还漂着。舞台下的人看你很风光，但你知道自己的口袋里其实非常浅。总觉得签给有名的厂牌会一夜成名，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无奈只能和现实妥协。菩菩做起服装生意，也开过饭馆。近10年的时间就这样流走了，他偶尔想，当时如果没有签主流公司，而是坚持自己的路走下去，这会儿应该发展得很好。要么再拾起来？不管结果怎么样，总归先试试。凑齐如今的乐队，就花了两年时间。
《33》是新蘑菇团成立后写的第一首歌，那年菩菩33岁。“旋律写好了，编曲也都做好了，歌词一直没有写。有天早上我在听旋律，外面下着雨。过去10年里的事情，开心不开心的，走马灯一样在眼前过。”他后来在歌里唱，“人生走完了一半/我三十三/有个梦还没做完/我们散不散”。
新团成立以后第一场演出在瓦肆，这是菩菩近10年里第一次站上舞台。底下的面孔已经生疏了，他有点失落。那不是一场高质量的演出，“唱第一首歌还是保持了20几岁时候的动作和强度，所以第二首歌就开始喘了。”但菩菩是快乐的，“我们现在就是个新的乐队，我刚做乐队的时候上台状态差多了，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终于又启程了。
“我们要找自己的乐子”
“五条人最让人佩服的是，他们既保留了做人的诗意，又获得了世俗的成功。” ——香蕉猴子乐队
Bono把别在头上那顶爵士帽沿里的羽毛轻轻拔下，柔缓地插到了面前的话筒上。插电吉他轰隆一声炸响，演出开始了。
▲图源丨拍摄者：RayHi
凯旋路上的育音堂里，松松站了一池子人，小两百光景。这是国庆前夜。疫情过后，上海演出市场的那口气还没彻底回来，但现场气氛很好。深夜11点已过，香蕉猴子在歌迷的要求下又加唱了两首。
演出结束，主唱Bono出门透口气，被一群老外歌迷团团围住，其中一个用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自己之前住在北京，看了很多现场演出，还是最喜欢香蕉猴子。鼓手Alon笑着在旁边摇头，“现在人少了，10年前底下的人都是满的。”香蕉猴子专注于唱英语歌，2005年一成立就在上海聚集起一批老外铁粉。他们被几家专业媒体誉为“本土车库摇滚巨星”，并因此和刚出道时的刘雯一起拍摄了一组照片登上《Vogue》杂志。
十几年过去了，那些当初和他们几乎同时出道，又在彼此的演出中互相担任暖场嘉宾的乐队都火了，比如JOYSIDE和刺猬，上过《乐夏》后，一切都不一样了。香蕉猴子也想上，谁不想呢？但经纪人告诉他们，在那之前他们得有一首中文歌，要让歌迷可以跟着大合唱。Bono从20年前开始做乐队，写了半辈子英语歌，唱了半辈子英语歌，最近正在苦思冥想创作人生第一首中文歌。“第一次往往特别痛苦，要寻找另外一种语境，但又不想很浅白。”
看演出的人还没有散尽，一个女孩告诉Bono，“我喜欢你们的《Happy Loser（快乐的失败者）》，因为我就是个失败者。”在香蕉猴子看来，这就是他们的音乐在文化和精神上的一种价值输出。
在这个时代，你总得先输出些什么价值，被大众买账，然后才能期望成功。就像五条人，他们最大的价值在于让大家知道，县城青年也能诗意地栖居在这人世间。
而香蕉猴子希望传递出生活在大都市里的人面对无处不在的诱惑时内心的迷惘和一点骚动不安，以及对于很多普适价值的无所谓态度。
▲图源丨拍摄者：RayHi
《Happy Loser》写的是很多非常努力的人，但他们却很失败，因为他们为了生活变成了人群中面目模糊的一个。Bono说，大家其实都是Happy Losers，但重点要落在“happy”上，不管成功或者一无所有，都应该欢乐地面对人生。就像他的偶像Iggy Pop和MC5，“他们的存在本身就在传递一种人生信条：无论世界什么样子，我自去找我的乐子。”
Bono人生至今最大的乐子之一，是在2015年上海时装周办的专场——模特穿着他的独立品牌服装走秀的同时，自己的乐队则在现场进行伴奏。作为摇滚歌手和服装设计师的Bono，两重身份在那个时刻融合到了一起。
乐队成立15年，歇歇停停几次，到2009年按下了长久的暂停键，三年后又重聚。吉他手范强那段时间和来自日本、美国的同行从事派对音乐，他留意到上海的地下音乐市场在这期间发生了转变，“从之前纯乐队演出的形式到了派对形式，大家不那么在乎乐队是谁了，但他们在乎音乐质量。所谓派对形式，就是由DJ开场，中间穿插乐队，最后再由DJ主操，一直要到天亮。”防空洞式样的酒吧The Shelter迅速火起来，上海也成为了中国电子乐的中心。“听DJ音乐的人，订一个卡座一晚上消费10万，听乐队的一晚上消费一杯啤酒。”Bono咧嘴笑。范强认为不能这样武断地比较，但这种比较还是可以从某个侧面迂回地反映一些现实。
即使上海曾短暂地刮过一阵车库风，等香蕉猴子归来的时候，这股风潮也已过去了。所幸人们听音乐的口味越来越杂，只要是好音乐，就会有自己的受众。去年6月，分分合合的乐队再度重组，贝斯手三鬼加入了乐队。三鬼是“90后”，他给老猴子带来了很多音乐和营销上的新点子。每星期，他们在同乐坊里租场地排练，一小时200元。逢到周末有演出，一周则要排两次。这个月，乐队的新单曲就将发行，并且又有新成员加入进来，这支老牌乐队希望通过换血迎来第二春。
对于未来，他们有一些模糊的期待：也许有机会上《乐夏》，也许能被更广泛的歌迷群体所认可，但问题是，自己愿意作出多少妥协？
▲范强（左）、Bono丨拍摄者：outyouhead
后记 香蕉猴子的吉他手范强说，他最佩服五条人的是他们既保持了做人的诗意，又获得了世俗的成功。这是一种用上海话说“吃相好看”的成功，然而更多时候，人们必须用不那么好看的吃相去争取成功，而似乎从来没有哪个时代的人比这个时代更迷恋成功。 “你看过80年代的足球比赛吗？”那天在自家偌大的露台上，王翼昊问，“当前锋接到队友的传球时，可以气定神闲地玩一点花活把它踢进门。现在呢？你球还没拿到人家已经铲过来了，要进个球可能得在摔得满嘴是泥，对手的鼻涕都喷在你脸上的情况下，勉勉强强用脚尖把球勾进去。” 而Bono觉得，如果人活着却无法实现自洽，那他始终是不成功的，比如自己。“一种是别人眼中的自己，一种是真实的自己，我在两者间失重了。” 在舞台上鼓励大家都要做“快乐的失败者”的Bono，承认自己缺少的正是“快乐”。 “在接受、适应、等待成功的过程中活着，是我目前能做到的。” 这个晚上，香蕉猴子的四个人又在排练室集合了。 Bono拎着一纸袋听装啤酒走进来，啪嗒开了一听。吉他和鼓手在细节的处理上起了些异议，“我们排练的时候经常会吵起来的，你不要怕。”范强说。 时间过了7点半，他们千千万万的同龄人应该吃过了晚饭，正在骂骂咧咧辅导小孩作业。另一些则在工作应酬的饭桌上，已酒过三巡。而在这间排练室里，几个中年男人频繁地为了一段吉他RIFF、一段鼓点的节拍争执、妥协、重头来过…… 比照之下，这样的场面近乎奢侈。即使他们暂时还没有获得更广泛的成功，但人活着能寻求一些生计之外的东西，一些介乎乐子和梦想之间的东西，这种状态本身自有一种迷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