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职业化的由来
对于职业、职业化、职业主义这三个概念，我们无法用定义这样知性的认识来涵盖对象的全部复杂的内涵，因为他们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正如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一个词的确切意义只能在具体的语境里才能呈现出来。 [3] 所以我们只能把它们放在一个历史的语境里加以探讨。
在西方，职业和工作不是一对对等的概念，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工作是职业的一个初级阶段。或者说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随着知识体制的强化和扩张，工作（occup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成为职业（profession）。因此可以说这是一个职业化（professionalization）的过程。基于这种认识，关于职业的特征就成为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1915年，亚伯拉翰·
福来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最早描述职业的六点特征：个人的责任感、有科学和学问的基础，实用的专门化知识，通过组织来分享普遍的技术，自组织形式，利他主义意识。 [4] 1957年，厄内斯特·格林沃德（Ernest Greenwood）又为职业给出了较为清晰的界定：系统化的理论，权威，社区约束力，伦理规范、一种文化。 [5] 在此基础上，社会学家豪斯（Everett Cherrington Hughe）将几个分特征融合为两个，即专门化的知识训练以及坚守行为标准。 [6] 1968年，社会学家泰可特·
帕森（Talcott Parson）在其一篇论文中又描述为：正规的训练，高标准的技术，并且能够确保
社会责任。1970年，社会学家威尔伯特·墨尔（Wilbert Moore）的研究特别令人瞩目，他将职业化看成一个发展过程，包括渐进的几个阶段：工作（occupation）、职业（calling）、正规化的组织、要求教育的组织、倾向服务的组织以及享有独立自治权的组织。 [7] 从中可以看到职业化的最高阶段就是该组织享有完全的职业自治权（complete professional autonomy）。
对于职业特征的研究最终发展出西方的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
意识形态。职业主义的两个基本要素就是专门化(specialized)的知识和自治权(autonomy)， [8] 职业化就是基于共同知识的专业化与基于独立利益的自治的形成过程。基于共同知识的专业化意味着共同的知识话语与话语规则的形成，但是“知识话语的确立并不仅仅涉及知识的重新布局，而且势必涉及社会利益格局某种程度的改变，涉及到利益的社会再分配。” [9] 也就是说它意味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本，分享共同的
文化背景，以及拥有同样的
生产关系（话语的生产和分配）的阶层的形成。这里的自治包括职业独立，独立于政府和社会之外，也包括职业自律，职业角色通过职业理念和精神的内化而成为职业良心。职业化其实是职业在自由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选择。
2、媒介职业化的由来
媒介职业化的历史语境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期美国大众化商业报刊出现以后。显然，在此之前的党派报纸的土壤里不可能生长出一个独立的、有职业追求的新闻业。大众化报刊滥觞之始，就把报纸和新闻当作有价值的商品出售，然后把读者再出售给广告主。大众化报纸在内容上的原创性简言之就是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提供读者当天的新闻而不带任何党派色彩，提供最大篇幅的广告成为报纸的主旨。追逐时效成为报纸新闻竞争的基础。这种自由市场的商业经营原则使美国报业在几十年内急速膨胀，但在1840、1850甚至1860年代，报业的发展也仅限于个人经营事业，早期的编辑部就像一个人的乐队，编辑既是指挥又是演者，偶而雇佣采写新闻的人大多是一些自由作家或编辑的朋友，或者是那些为酬劳而写作，把新闻当作饭碗的人。
1870年代以后，美国全国统一，经济革命带来了机械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大规模的经营”使报纸一跃而成为庞大的产业组织。在媒介产业发展中其职业化的发展体现在编辑部已从一个人单独工作发展到许多新闻工作者组织起来一起工作，职业记者成为一个较常态的行业。越来越多的有知识的人取代业余之士。当时美国的新闻业刊物《新闻记者》（The Journalist）在1900年一篇
社论中说，今天报业雇佣大学毕业生已成了规矩（rule）。而且这种变化带来了新闻业务的进步，也促使新闻记者的伦理和社会地位相应提高。 [10]
从形成理念上考察媒介职业化的由来，我们认为，其产生的最初根源是19世纪中期，科学已经在制度化建设中树立了权威地位，医学、法律通过建立组织和自律规范获得了职业地位，这为其他的行业寻求职业化的模式树立了典范。新闻业受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是政治经济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领地。因为意识到被赋予承担的职务（duty）和社会责任（responsibility），新闻业一直自觉不自觉地在追求像医学、法律和科学那样崇高的地位。考察1867-1872年的
密苏里报业协会（MPA）的文件资料就证实了这个推断。 [11] 该资料表明，当时MPA成员不仅把自己看成像医生、律师和牧师那样的职业人员，而且在建立了职业协会后，又试图推动大学新闻教育的发展和伦理标准的确立达到职业化的目的。
其次，大众化之前的政党报纸时期，败坏了新闻业的名誉，到大众化报业时追求商业利益的煽情新闻、黄色新闻的泛滥，使新闻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美国新闻史上有两次典型的黄色新闻期。第一次是大众化报刊诞生以后的一段时期，这似乎成就了新闻业自律和提升专业地位的一个最初动因。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黄色新闻发展到高潮，成为美国报纸的主流。这种渐演渐烈的商业化趋势激发有责任感的报人不断寻求一种制度化的方法，来规范这个行业，提升行业品位。最值得推崇的是普立策。他在长期办报实践中意识到报业与国家的关系以及新闻强大的社会功能，力图将新闻业引向职业化的道路。为此，他在1903年就斥资
哥伦比亚大学，希望建立新闻学院。在普利策看来，成立新闻职业学校的目的就在于可以区分专业和非专业人士，新闻学院不仅不是商业的，更是反商业化的。 [12] 另一位对新闻事业职业化做出贡献的杰出人物是沃尔特·李普曼。他将职业化与新闻道德结合起来，力主新闻事业一定要职业化才能提升这个行业的尊严。
再次，大众化报纸出现时，政党报纸还是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当时，党派报纸排斥市场，抵制广告商，从而造成了人们对新闻报道的全面合法性提出质疑。职业化报刊的出现就是对党派新闻业的商业限制所做出的实际反应。 [13]
20世纪初期开始，新闻业的职业化持续发展成声势浩大的运动。其成果就体现在新闻院系的建立、类似于自律组织的全国性的新闻协会、团体的出现以及新闻业的第一个自律信条——
职业道德规范的制订上。
3、新闻职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理念的核心
在西方，学者对新闻业能否成为一个职业（profession）颇有争议。反对论者用传统的职业形态考察新闻业，认为无论从知识的专精化的角度还是职业的自治权的角度，新闻业都不能与医学法律相提并论。肯定论者却强调，被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业是民主社会的基石，有着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崇高目标，它的话语内容既不能被政治集团、媒介拥有者和广告商的旨意所塑造，也不能被编辑记者的偏见所左右。因此，即使不与传统的职业形态相合，并不意味着新闻业不能采取职业的标准、态度和行为。
职业主义理念已经浸润在新闻传播领域，并且塑造了一套新闻职业主义或专业主义的话语体系，并使之成为实践操作中的“
圣经”。J 阿特休尔将其归纳为四条信念 [14] ：
（1）新闻媒介摆脱外界干涉，摆脱来自政府、来自广告商甚至公众的干涉；
（2）新闻媒介为实现“公众的知晓权”服务；
（3）新闻媒介探求真理，反映真理；
（4）新闻媒介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
阿特休尔认为“这四条信念是美国、西欧和其他实行
市场经济工业国解释新闻媒介问题的根本法宝”。 [15]
也有学者将其作了较为细致的描述 [16] ：
（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
（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
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
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
（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
（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归根结底这是媒介在政府、自由市场以及公众利益之间选择、调和（negotiation）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