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5-09-27
1938年6月，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西进，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掘开了河南境内黄河南岸的花园口大堤，之后又嫁祸于日军。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相关研究的深入，花园口事件的真相逐步水落石出。在此基础上，渠长根博士又考证、分析了中国内地和台湾的大量历史研究成果和史料，著成《功罪千秋――花园口事件再研究》一书，该书对掘口前后的相关细节、国民政府的善后救济、黄泛区的军民抗战、黄泛区的划分与界定、决堤的价值和评价等问题做了详细的论述，是国内目前研究花园口事件最为完整的专著。但是关于花园口黄泛区的受灾人口，无论是渠长根博士的著作，还是国内其他著名学者的研究，都采取了过往研究的一贯数据，黄水漫淹豫皖苏3省44县市，1250万人受灾，死亡89万余人，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笔者认为，该数据存在许多疑点，数据的真伪性有待进一步探讨，主要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1250万的受灾人口从何而来
关于受灾人口的统计，最早也最权威的著作是由韩启桐、南钟万主编的《黄泛区的损害与善后救济》（以下简称《黄》），该书记载，“或数达893.303的居民不幸殉水，或数达3.911.354的难民作流亡[1]……”问题出来了，此书并没有写明受灾人口1250万人，这1200多万的受灾人口从何而来？据王质彬学者的考查，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在《黄河花园口合龙纪念册》中说灾民有1200万人，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其编写的《征服黄河的伟大事业》、《人民黄河》以及《治黄展览》中也写到灾民有1250万人，解放后的一些宣传品，大多引用了这一数字[2]。由此可见这1250万受灾人口是由少部分杂志报刊编纂出来的数字而被后来的报刊以及学者一并采纳。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研究所统计出来的死亡以及逃离人口计算，受灾人口应在500万左右。
二、89万淹死人口是怎么回事
《黄》的死亡人口统计数据是：河南325.589人，安徽407.514人，江苏160.200人。有学者认为，“这89万人，是从决河之后至调查统计时为止死亡的总数字。不是1938年当时淹死人数，也不是累计淹死人数，其中包括水、旱、蚁、病及战乱死亡人数。因此，在肯定这89万死亡人数时，只能说是死亡，而不能说是淹死，尤其不能说是当年淹死人数[3]。”此外，在1946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业务总报告（以下简称《行总》）中，是按照豫皖苏三省三十六县的人口计算，“人口死亡在五十万以上，受灾人民共计五百万以上[4]。”该报告还统计了黄泛区的战前人数、战后现有人数，以及可能返乡之难民人数，36县战前总人数为12.441.026，现有人数为8.594.889，可能返乡人数为3.207.699。由此计算出36县的死亡人数加逃离失踪人口的总数为638.438。
那么89万淹死人口是怎么得出的？《黄》一书称，“泛区人口死亡部分，仅有豫苏两部分有据可考……至于安徽各县人口受灾情形，现因未见报告，无从悉知，兹姑以上述两省最低比率，千分之四五，比照安徽原有人口予以评估，其数可达407.514。”由此得知，安徽的死亡人口并没有经过实际考证，只是依据江苏省的死亡比率进行评估，但江苏泛区只有300多万人，而安徽有600多万，这种比例评估是否合宜？再看，《黄》统计的安徽逃离人口有250万，占总数的28%，以此推计安徽总人口高达890万，这数字比《行总》的统计多出290多万，两组总人口数相差悬殊。另外，豫东地区才是黄泛的中心地带，被灾面积最广阔，但该区的死亡人数才32.5万，安徽比河南还多出8万，这也不合情理。
89万的淹死人口有点言过其实。王质彬学者也认为，“受灾人口五百万上下，死亡四十至五十万人。”
三、安徽黄泛区到底死了多少人
据资料记载，民国年间安徽共发生水灾27次，其中最严重的是1931年大水灾，当时的《时事月报》记载，“皖北二十一县死亡人口达41.460口[5]。”这一次大水灾，皖北死亡人口才4万多，1938年黄河决口就淹死了40万？再看土地方面，据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在1934年的调查，安徽27县荒地面积达1800余万亩，占当时全省耕地面积的25%左右。1927年至1937年，包括安徽27县在内的14省89县，开垦荒地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8.9%，而耕地荒废却占耕地总面积10.64%[6]。此资料显示安徽存在着广泛的无人区，土地的贫瘠和荒废导致大量人口流离他乡，那黄河决口流经之处，人口伤亡比例必定远远小于《黄》的比例评估。此外，民国时期安徽人口自然变动的总体状况是: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率。大量调查资料显示，从数千年来的人口增长量看，一般年份的人口死亡率高达30‰左右[7]。安徽本是“大雨大灾一片光，不雨旱灾一片荒”的全国有名的多灾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导致人口死亡和逃亡比率偏高，而《黄》对安徽人口的死亡评估是从1938到1946年，8年的死亡人口，本身是一笔算不清的账。
依据《行总》的数据，36县最大死亡人口为64万，已知河南和江苏死亡人口为32.5万和16万，那么安徽死亡人口约为15.5万。另外《行总》估计安徽泛区可能返乡人数达220多万，而原先逃亡人数是250万，也就是还有30万安徽人流离或者死亡，但具体死亡人数难以考证。
四、豫东泛区为何死亡32.5万
《黄》统计的河南泛区死亡人口有32.5万多，这数据也是1938年到1946年的死亡人数。据1938年黄泛区赈灾人员的调查报告称，受灾最重的地区有尉氏、通许、扶沟、西华、商水、淮阳、沈丘、开封，其灾民共计380.000[8]。之后陆陆续续统计的数字，都标明是受灾人口，并没有完整的死亡人口的统计。那么这30多万死亡人口是怎么算出来的？
著名的河南1931年大水灾，河南受灾80余县，灾民近900万，死亡约8万余人[9]。民国22年，河南温县、武陟、长垣、兰封、考城5县多处决口，淹及当时的河南、山东、河北、江苏4省30县，273万人受灾，死亡12700人。这三组史料的死亡人口与《黄》统计的三十多万相距甚远，为什么历来的黄河决堤死亡人口都是几万，而花园口事件却翻了十倍？其中必然有许多其他的原因，应当综合分析。
第一个原因，军事斗争的需要。黄泛区形成以后，新黄河成了中日两国新的军事分界线。双方也利用黄河而互相牵制，决堤放水是双方在这一地区斗争的重要形式，史料记载如下：
1939年，日军在花园口以东另外挖了一口门，当地人称为“东门口”，到了1944年，与花园口合二为一，所以花园口的最终宽度达到1460米[8]。
1940年，国民党在豫东中牟地区，疏通了该地区的大小串沟使其与泛区主流连接起来，导致中牟地区黄水不断流，阻止了日军过河西进的企图。
1940年，第一战区“泛东游击队”在西华郭屯掘开新黄河大堤。1943年，睢县县长尹凯之、“泛东挺近军”第38支队同福喜部在太康、通许两地决口18处，逼使水流向东泛滥而去。
1945年9月23日，投降日军的国民党第12专属第4大队姜子侠部，在豫东杞县第十次扒开黄河大堤。
国民党掘堤最频繁的时候是在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掘堤地点集中在扶沟、西华、淮阳3个县，计有十余次。
在这一系列的军事对垒当中，黄河口不断决堤泛滥，造成豫东黄泛区人口伤亡加大，但除此之外，日军在河南境内的小规模扫荡和屠杀行为也是不容忽视的。以下是几组日军在黄泛区内的屠杀统计数据[8]：
开封县：1938年6月，日军在小杜庄杀害73人，在杨庄杀害130人，仅剩10人。
尉氏县：1938年6月，日军在芦墓张村杀害126人，12户被杀绝。
杞县：1938年6月，日军杀害青年学生18人，在八里庙村杀害村民11人，沿途枪杀群众89人。在褚皮岗村杀害222人。在陈敏屯村逼迫100名村民跳水，全部遇难。在高阳村将130名壮丁活埋。
太康县：1938年7月，日军在可杨村枪杀20多名群众。搜查五子李村时杀害村民400多人，在常营镇，日军杀害群众1100多人，至少300名妇女被奸污并惨遭杀害。
扶沟县：1941年，日军在江村开枪扫射，当场杀死200多名村民。驻扎江村8个多月，共杀人700余口，强奸妇女200多名。
日军的残暴令人发指。惨死在日军屠刀之下的中国同胞不知有多少，每一回的屠杀数目虽然不是很庞大，但累计起来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数字，而《黄》在统计花园口事件的死亡人数时，是把日军刀下的亡魂排除在外，还是一并算入黄河受灾人口，这值得再研究。
第三个最大的原因是1942年的河南大旱灾。就民国时期水旱灾害对河南造成的危害而言，旱灾给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水灾，仅1942―1943年的河南大旱荒，据《河南大事记稿》载“河南本年饿死30万人，流亡他省300万人，频于死亡边缘等待救济者1500万人”。“水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水灾带来的危害往往是瞬间性的，能在很短时间内给人民以致命打击，旱灾则不同，“旱灾是一种有条件的时间间隔，当干旱程度超出人们所能承受的短暂干旱的水平时，便成为干旱。其中有9个县是豫东的黄泛区重灾县。按照比例计算，黄泛区因为干旱而死亡的人数约为49万。
在1938到1946年间的自然灾害还有海河大水灾、蝗灾等。除了环境因素之外，黄泛区的军民抗战中也牺牲了不少豫皖苏的壮士。考查花园口事件的受灾和死亡人口时，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都是不能忽略的，因为战乱的缘故，难以及时地进行人口统计，时隔8年的统计数字也难免失当。对于花园口事件的人口变动，应该全面分析，而不是一昧把这沉重的大帽子扣在国民党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