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支持、指导上海学生爱国运动
1919年,巴黎和会上,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丧权辱国的条款,当时老百姓事先并不知道,但时任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到北京东堂胡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家中时,把这一消息如实透露给了蔡元培。
蔡于5月3日,召集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清、段锡朋等,把这一秘密公开告诉了学生。北大学生顿时群情激愤,在次日,由罗家伦任游行总指挥,开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5月6日,上海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的老师,时任上海《民国日报》社总编辑和经理的邵力子,拿了当天刊登“五四”运动消息的报纸,匆匆来到复旦大学,找到了朱仲华,嘱咐他紧急集合全校同学到大礼堂开会。
会上邵力子先读了关于北京学生反对巴黎和约中丧权辱国条款,在天安门前集会并游行示威及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的报道,然后慷慨激昂地动员学生们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思想和行动,难道我们上海学生就没有吗?……”
同学们一下情绪沸腾起来,当天即停课到上海各大、中学校去串联。而邵力子接着又匆忙到其他学校进行演讲。后来他在1961年说:“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2、冲进租界,示威游行
由于有了孙中山先生这般具体有力的支持,在回去的路上,何葆仁和朱仲华都非常兴奋和激动。这次会面前,本来上海学联已经决定在5月31日召开一次“郭钦光烈士追悼会”(郭是在北京冲击赵家楼曹汝霖住宅时不幸殉难的一名学生)。
为了声援北京,决定会后仍要举行示威游行。但游行路线,还是在“中国地界”,重点是从南市指向龙华。这次会面后,“学联”中心组成员决定,三十一日的游行大胆去冲“租界”。
5月31日下午,“学联”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约有三万人参加的“郭钦光烈士追悼会”。“五四”时期在北京被捕,以后释放南下到了上海的许德珩,也被邀请在会上讲了话。会后照例游行,临时宣布分为两路,一路由何葆仁带队,南下龙华。
一路由朱仲华带队,北上直冲租界。游行队伍冒着如火骄阳,北上这一路沿老西门走民国路到了老北门,再从河南路直冲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当路过《民国日报》社时,二楼阳台上的邵力子和叶楚伧不断向队伍招手。
并热情鼓掌,沿途还有不少商店店员,看到这支首次冲进租界来的游行队伍,激动得纷纷主动送上一杯又一杯茶水,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些使得游行学生得到极大的鼓舞。
3、天下为公
然而,到了6月3日,北京学生近三千人,又连续被北洋政府当局逮捕,救亡运动掀起了新的高潮。消息传到上海,群情激愤,鉴于上海市总商会不肯下通知统一罢市,上海学联便决定采取组织小分队分头动员商店罢市,似乎出乎意料,广大商店很快响应。
最早罢市的是南京路西藏路口的荣昌祥西服店,很快,从大马路到二马路、三马路……家家关门停业,形成了“三罢”(罢工、罢课、罢市)的强大声势。
至此,“五四”运动发展到了“六三”运动,由于有了工人阶级的参加,到了六月十日,终于迫使北洋政府无可奈何地罢免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是震动整个世界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