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讲艺术，每每牵联到道德上去，仿佛艺术的价值须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旧道德的标准去判定才对。……罗素说，‘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宽广，不在使心地狭隘。’……人只为心地狭隘，才有这些谬误；……”（卷3/p26,《镡百姿》，1923年） “我对于文法书有一种特殊的趣味。有一时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说一样，并不想得到什么实益，不过觉得有趣罢了。亚历山大培因曾说，文法是名学的一部分，于学者极有好处，能使他头脑清晰，理解明敏，这很足以说明文法在教育上的价值。变化与结构的两部，养成分析综合的能力，声义变迁的叙说又可以引起考证的兴趣，倘若附会一点，说是学问艺术的始基也未为过，因此我觉得欧洲古时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无意义的。”（卷3/p71，《日本语典》，1923年） “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现在的批评的缺点大抵就在这一点上。其一，批评的人以为批评这一个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着负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说些非难轻蔑的话，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为批评似的。……其二，批评的人以为批评是下法律的判决，正如司法官一般；这个判决一下，作品的运命便注定了。……这两种批评的缺点，在于相信世间有一种超绝的客观的真理，足为万世之准则，而他们自己恰正了解遵守着这个真理，因此被赋裁判的权威，为他们的批评的根据。……真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相，无宁说是自己的反应。”（卷3／p87，《文艺批评杂话》，1923年） “浙江的风土……仔细看来却自有一种特殊性。近来三百年的文艺界里可以看出有两种潮流，虽然别处也有，总是以浙江为最明显，我们姑且称作飘逸与深刻。第一种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觉可喜。第二种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 （卷3/p102，《地方与文艺》，1923年） “我们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现在的人太喜欢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丽而空虚的理论里，正如以前在道学古文里一般，这是极可惜的，须得跳到地面上来，把土气息泥滋味透过了他的脉搏，表现在文字上，这才是真实的思想与文艺。”（卷3/p102，《地方与文艺》，1923年） “今年冬天特别的多雨，因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倾盆的下，只是蜘蛛丝似的一缕缕的洒下来。雨虽然细得望去都看不见，天色却非常阴沉，使人十分气闷。在这样的时候，常引起一种空想，觉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着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时颇愉快的事。不过这空想当然没有实现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觉得阴沉。想要做点正经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气的烧酒，一点味道都没有，只好随便写一两行，并无别的意思，聊以对付这雨天的气闷光阴罢了。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将变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时候，人们的心里也会有雨天，而且阴沉的期间或者更长久些，因此我这雨天的随笔也就常有续写的机会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卷3/p242，《雨天的书》序，1923年）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 “我的浙东人的气质终于没有脱去。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及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我的心真是已经太荒芜了。……”（《雨天的书》序二，1925年） “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 “戈尔特堡（Issac Goldberg）批评蔼理斯（Havelock Ellis）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和隐士，这句话说得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卷5／1927年，《泽泻集》序） “……事实上中国有‘有产’与‘无产’这两类，而其思想感情实无差别，有产者在升官发财中而希望更升更发者也，无产者希望将来升官发财者也，故生活上有两阶级，思想上只一阶级，即为升官发财之思想。有产者可以穷而降于舆台，无产者可以达而升为王侯，而思想不发生一点变动，……故中国民族实是统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则平等，即统一于‘第三阶级’之升官发财的浑帐思想。不打破这个障害，只生吞活剥地号叫‘第四阶级’，即使是真心地运动，结果民众政治还就是资产阶级专政，革命文学亦无异于无聊文士的应制，更不必说投机家的运动了。” （卷5／1928年，《爆竹》） “在这个年头儿大家都在检举反革命之际，说起风致以及趣味之类恐怕很有点违碍，因为这都与‘有闲’相近。可是，这也没有什么法儿，我要说诚实话，便不得不这么说。我觉得还应该加添一句：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明清时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艺美术比较地稍有活气，文学上颇有革新的气象，公安派的人能够无视古文的正统，以抒情的态度作一切的文章，虽然后代批评家贬斥它为浅率空疏，实际却是真实的个性的表现，其价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对于著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二元的，而他们则是一元的，在这一点上与现代写文章的人正是一致。……现代的文学——现在只就散文说——与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为怪的，……又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有很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必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 （卷5／1928年，《杂拌儿》跋） “我想（按：散文或小品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所以他的文词还得变化一点。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平伯的文章便多有这些雅致，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不过我们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时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而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这原是无足怪的。” （卷5／1928年，《燕知草》跋） “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 “在朝廷强盛，政教统一的时代，载道主义一定占势力，文学大盛，统是平伯所谓‘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读之昏昏欲睡’的东西。一到了颓废时代，皇帝祖师等等要人没有多大力量了，处士横议，百家争鸣，正统家大叹其人心不古，可是我们觉得有许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这个时代发生。” （卷5／1930年，《冰雪小品选》序） “……很多文学家起始都是学医或学工程的。……大家也最好不要以创作为专门的事业，应该于创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职业，这样对文学将更有好处。在很早以前，章太炎先生便作这样的主张，他总是劝人不要依赖学问吃饭，那时是为了反对满清，假如专依学问为生，则只有为满清做官，而那样则必失去研究学问的自由。到现在我觉得这种主张还可适用。单依文学为谋生之具，这样的人如加多起来，势必造成文学的堕落。”（卷6／1932年，《关于文学之诸问题》） “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好像一个水晶球样，虽是晶莹好看，但仔细地看多时就觉得没有多少意思了。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他们的作品有时很难懂，而这难懂却正是他们的好处。同样用白话写文章，他们所写出来的，却另是一样，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须费些功夫才行。” （卷6／1932年，《中国文学的变迁》） “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颜氏家训》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见识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实乃虚骄粗犷，正与质雅相反” （卷6／1936年，《关于家训》） “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只注重那特殊的声音，我所觉得有兴趣的乃在其词与句，即名物云谓以及表现方式。我尝猜想一个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拟而真是诚实的表现自己。”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的。”（卷6／1932年，《文学革命运动》） “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只是寥寥数句，或通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反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但此种本领也只有东坡山谷才能完备，孙内简便已流于修饰,……大约自尺牍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预定将来石印，或者于无意中难免作意矜持，这样一来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损伤了尺牍的命根。”（卷6／1933年，《周作人书信》序信）、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颇喜欢。……其中特别又是《颜氏家训》最为我所珍重，因为这在文章之外还有作者的思想与态度都很可佩服。”“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处或反比韩柳为胜”。“《家训》末后《终制》一篇是古今难得的好文章，看彻生死，故其意思平实，而文词亦简要和易，其无甚新奇处正是最不可及处，陶渊明的《自祭文》与《拟挽歌辞》可与相比，或高旷过之。陶公无论矣，颜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却难找得出了。”（卷6／1934年，《颜氏家训》）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卷7/p365，1936年，《谈鲁迅》） “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卷7/p737，1937年，《日本管窥之四》） “六朝时佛经翻译极盛，文亦多佳胜。汉末译文模仿诸子，别无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质胜于文，唯六朝所译，能运用当时文调，加以变化，于普通骈体散文外，造出一种新体制，其影响于后来文章者亦非浅鲜。”（卷7／p786，1937年，《佛经文学》） “我以为我们现在写文章重要的还要努力减少那腔调病，与制艺策论愈远愈好，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文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质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卷9/p413，1940年，《汉文学的传统》） “中国过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于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这定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缩，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为泥塑木雕的偶像。……我想思想怕乱不怕杂，因为中国国民思想自有其轨道，在这范围内的杂正是丰富，由杂多的分子组成起来，变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无二，比单调的统一更是有意思。……我自己是喜欢杂学的，……归结起来说，写杂文的要点第一思想宜杂，即不可执一，所说或极细小，而所见须大，反过来说时，假如思想不够杂，则还不如写正宗文章，庶几事半而功倍也。”（卷9/p424，1945年，《杂文的路》） “说到文章，实在不行得很，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这即是做作，平常反对韩愈方苞，却还是在小时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尽，不会写自然本色得文章，实是一件恨事。”（卷9/p459） “《水浒》的人物中间，我始终最喜欢鲁智深，他是一个纯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对于女人毫无兴趣，却为了她们一再闹出事来，到处闯祸，而很少杀人，算来只有郑屠一人，也是因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李逵我却不喜欢，虽然与宋江对比的时候也觉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乱杀人，……武松与石秀都是可怕的人，两人自然也分个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则是凶险，可怕已至可憎了。武松杀嫂以及飞云楼的一场，都是为报仇，石秀的逼杨雄杀潘巧云，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济私，这些情形向来都瞒不过看官们的眼，……事实上根本相同的则是两处都惨杀女人，在这上面作者似乎无意中露出了一点羊脚，即是他的女人憎恶的程度。《水浒》中杀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写杀潘金莲杀潘巧云迎儿处却是特别细致残忍，或有点欣赏的意思，在这里又显出淫虐狂的痕迹来了。……一夫多妻的东方古国，最容易有此变态，……”（卷9/492，1945年，《小说的回忆》） “在鸡犬豕，马牛羊这六畜之中，猪要算最是堕落的了。……鸡犬马牛羊五者虽然改变，究竟与野生的同族还相去不很远，唯有他却特别发福了，这一来绿林里的精悍之气完全消灭，成了一个富翁的样子。……”（卷10/p222，1950年，《养猪》） “五味之中只有辣并非必要，可是我所最喜欢的却正是辣，……火一般的烧灼你一下，不惯的人觉得这味觉真是已经进了痛的区域了。而且辣的花样也很繁多，……生姜辣得平和，青椒（乡下称为辣茄）很凶猛，胡椒芥末往鼻子里去，青椒则冲向喉咙，而且辣得顽固，不是一会儿就过去，却尽在那里辣着……辣酱、辣子鸡、青椒炒肉丝，固然也好，我却喜欢以青椒为主体的，乡下用肉片豆腐干片炒整个小青椒是其一，又一种是在南京学堂时常吃的腌红青椒入麻油，以长方的侉饼蘸吃，实是珍味，至今不曾忘记，但北京似乎没有那么厚实的红辣椒，想起来真真可惜也。”（卷10／p263，1950年，《吃青椒》） “身边琐事我自己最不会写，却很喜欢看这一类的文章，可是又难得看见好的，因为大抵都不够琐。……所难的是写，又要细又要好。……既无遗漏，又不枯燥，这就着实有点为难了。……假如能够跳过这困难，写出来时自有客观，不但不会再有文人自夸的习气，而且也可以成为民间生活的好资料了。”（卷10/p366，1950年，《琐事难写》） “翻译外国的韵文，在我个人看来总觉得是一件大难事。六朝以来，佛经里有好些韵文作品都译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赞经》，还有某一种的本行经，全部是韵文，译成了‘偈’的形式，这里显示出译师们苦心与独创的地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造出了一种无韵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译伽陀）的名称，是专为译述印度原诗用的新文体，至今读了还觉得很有意思。”（卷11／p32，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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