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9-28
可持续公平发展的挑战
中国政府首先应该考虑如何实现“可持续公平发展”的目标。经济的增长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这些负面的溢出效应不能妥善加以解决，经济的目标就会难以实现。因此，环境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另外，公平发展的概念也很重要。某些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就是受益，从社会角度来说这是不对的。在过去几年，美国10年的增长速度只相当于中国的1年，中下层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差，只有最上层的人获得了经济增长的好处。因此需要我们对经济增长加以管理，实现可持续的公平增长。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社会公正，会出现区域差别、城乡差别的问题。中国目前正面临着财富来源合法性的问题。
只有制定明确的政策，才有助于经济增长的利益被公平分享。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只能执行严格的法规，公司才会有激励对环境进行保护。中国现在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靠过度消耗资源取得的。基础建设、房屋修建、汽车生产等等活动，都是资源消耗性的，会对环境造成影响。中国处于资源消耗的阶段，而市场并不能保证这个资源合理地被利用，所以政府必须干预。市场也并不能保证城市环境适合于人居住。比如在美国，汽车行业很发达，大家都有汽车，但交通拥堵现象严重。所以一些公共交通设施需要重新调整，否则会造成更多的不便。中国面临着同样的状况。现在中国的油价还很低，如果油价提高，价格机制发生作用，大家可能会更注意节能，进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这些方面光靠汽车工业是得不出答案的。一方面市场需要增长，另一方面也要保护环境。
提高经济效率的挑战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市场在独立运作时会形成“看不见的手”，然后就会产生效率。到了上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认识到亚当·斯密理论并不正确。因为这一理论是在很多的假设下方能成立，比如完全信息。然而，信息总是不完全的。信息非常重要，但往往不完全。因此这只“看不见的手”不是看不见，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市场效率无法实现。在市场效率不高的时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完美信息的假定下推出的结论被称之为“完全经济的模式”，而经济学界已经证明了市场自身并不能导致效率。
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帮助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我们应从经济学的历史中找答案。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发现，市场经济涉及到公共品、环境、宏观稳定的部分，都是政府需要干预的地方。还有一些比较大的问题，比如泡沫。政府和市场的力量要保持平衡，这样才能使市场经济实现稳定。而美国90年代的泡沫是政府的调控不够所导致的。在80、90年代，很多会计公司不是做审计工作，而是为公司做咨询工作，以赚取更多钱。他们在数字上做文章，为迎合公司管理层而发布扭曲的信息。信息发布的基础是资源能够共享的机制，但是由于信息扭曲最后并不能产生市场效率。扭曲的信息无法实现制衡，而且这个过程没有周期性。因此，对于公司治理而言，股东需要对管理层有制衡系统。而市场本身并不能带来公司的治理结构，也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经济效益。所以需要形成一整套的体系，用以确保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不能仅靠一套法规。
竞争政策也非常重要。竞争是经济效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效率就是来自于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效率，没有竞争就没有创新。80年代初，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市场经济非常重要，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经济的活力。现在仍然是这样。当时在农业改革中给了农民所有权，他们的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这便是最佳的方法。竞争可以使价格降下来，达到厂商零利润，亚当·斯密曾说“赚钱就意味着垄断”。政府应该努力不允许这种垄断的出现，使公司之间不断进行竞争。
总之，市场是有一定局限性的，政府必须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作用，才能促使市场提高效率，才能提高整个的宏观经济效率。
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非常快，中国开始越来越依赖于整个世界市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特别是对亚洲国家来说更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已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国的发展致使其对钢铁、铜、石油等能源的需求都迅速提高，能源价格随之升高。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很大，同时中国经济对世界的稳定和繁荣也越来越有影响。
新形势中的第一个方面是各国之间发展的“不公平性”。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发展牺牲了其他人的利益。中国在全球经济调整中占据了比较优势，但中国在发展的同时需要考虑到别的国家，努力实现双赢，这一点很重要。发达国家现在失业的问题很严重，美国2001—2004年当中，私营部门出现大量的失业，只有公共部门才出现就业率提高。人们抱怨这种局面的造成不是因为效率不高，而是因为贸易不公平。这是一个大问题：全球化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压力。思想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创新也越来越快。所有在技术上的差距都会慢慢弥合。全球市场更加一体化，这也意味着更多发达国家的人会失去工作。对于未来如何解决这些不平衡，还没有一个有效的系统。
新形势的第二方面是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这样中国可以抵御别国的保护主义。发达国家失业严重，但现在若想要对中国进行限制，能做的就很有限了。但加入WTO也对中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战。
加入WTO使得市场、资源、技术等越来越易获得。但同时也需更好地管理风险。在变化很快的世界中，有一些风险是很难抵抗的，也是无法通过购买保险来解决的。例如石油可能涨价，就需要进行石油的储存以减少风险。中国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应该利用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机会。另外，中国还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够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一点可以使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其实也是符合世界的利益的。
储备系统对中国而言也很重要。现在全球的储备系统效果并不好，尤其是亚洲国家。储备系统一般使用美元，而发展中国家借钱给美国的利率是非常低的。许多亚洲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亚洲国家应该对储备资产进行多元化，不应仅仅依赖美元进行投资组合。同时亚洲国家也应加强合作，建立亚洲自己的储备系统。储备的汇率有时会产生扭曲，使得储备的价值降低。另外，通货膨胀也可使储备的价值大打折扣。目前美元货币在削弱，在建立新的储备体系方面，中国需要发挥独特的作用。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会确实为中国带来很多的收益。
另外，环境保护非常重要。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快，需要耗费大量的资源。但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各国应该共同携手做好环境保护。中国应以自己的行动为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参与整个经济规则的制定，同时改进贸易体系、金融体系，在发展中实现更大的公平。这些从长远来说对中国是有利的。我希望中国的发展能够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其他的国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E. Stiglitz) 现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信息经济学的开创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因此与阿克洛夫、斯彭斯一起分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此外，他在公共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也颇多建树。他曾经担任美国总统国家经济顾问、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多个重要职务。近年来，他的新著《全球化及其不满》（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咆哮的九十年代》（The Roaring Ninties）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反响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