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词，在中国的词汇库中算不得什么好词。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七个字的，其实也不乏其人，并非只有东汉末年的曹操和董卓，五代十国时期的李茂贞和朱温，也是积极地践行者。但是真的能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一手玩儿成功的，却只有曹操一人。那么曹操和其他人有什么不同呢？
在《三国志》中，曹操的谋士毛玠给他的建议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而并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一字之差，意思差得很远，体现出了对皇帝的不同态度。曹操实际上是按照毛玠的意见来行事的，在迎接汉献帝的时候，并没有和别的军阀一样用士兵强抢，而是先送补给、送东西、还人情。除了让汉献帝很感动之外，还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了自己伟光正的形象。后来他为了不和汉献帝产生矛盾，一直避免频繁见面。虽然有“衣带诏”事件的黑料，但是总体上讲，曹操对汉献帝还是客气的。这在东汉末年那个混乱的年代，无疑是个表率。因此，曹操就可以用自己的正面形象，来招揽天下英才，让自己的事业走向成功。
而董卓则不一样。董卓在进入洛阳之后，就大兴废立，将正统的皇帝刘辩废掉，立了汉献帝刘协。这一行为，既毁掉了董卓的形象，也让汉献帝背上了非正统的恶名。二人的关系不管是好是坏，都注定得不到社会英才的认可。
更要命的是，董卓对汉献帝的态度，或者说对东汉王朝的态度，一直是非常恶劣的。董卓进洛阳后，大肆屠戮外戚，抢夺京畿兵权，实行高压统治，唆使吕布公然杀死大臣。在遭到诸侯联军讨伐之后，董卓强行迁徙皇室和百姓，焚毁洛阳，制造了惨案。到了长安之后，董卓指使吕布盗掘汉朝皇陵，行为令人发指。这样一个人，不只是忠于汉朝的人会反对他，民间的有识之士同样也会反对他。正是因为失去了民心，董卓才会失去向心力，最后从内部崩溃。
曹操和董卓的巅峰时期不一样，这也让两个人在权力之路上走向了相反的方向。
董卓的活跃时期是东汉最混乱的时期，宦官、外戚、大臣、皇帝、以及农民起义，各种力量纠结在一起，天天腥风血雨。这种环境，让董卓认识到了暴力的重要性，但是却意识不到皇权对时局的影响。董卓在进入洛阳时，是当时最强的一支武装力量，兵多将广，简单地使用暴力就可以搞定一切。董卓之所以对皇帝的废立和无礼，就是因为自己的这种认识。所以董卓虽然掌握着皇帝，却没有怎么让皇帝发挥什么政治作用。
曹操则不一样。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而宦官和皇帝的关系最亲近，所以曹操对皇权有一种天生的亲近感和认同感。所以曹操在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个权臣，而是想当一个铁面无私的能臣。再被现实击碎梦想之后，曹操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起点比董卓这也的军阀差了不少。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抓住一切可以提高自己声望和实力的机会，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让自己强大起来。而皇帝的号召力，正是他提升自己势力的绝好助力。所以才会频繁的利用皇帝和朝廷的正统性来频繁的打政治牌，最终让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
东汉时期，洛阳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凸显出来。洛阳地处中原核心，交通漕运发达，很适合对全国发号施令。而旧都长安，虽然有山川之险，但是交通不便，物产贫乏，已经不是一个可以支撑天下的用武之地。所以，可以说得洛阳者得天下。虽然洛阳后来被董卓破坏，但是中原之地的重要性依然没有改变。
更重要的是，东汉的皇帝常年在洛阳经营天下，这里早就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人才体系和统治核心，如果可以利用，平定天下事半功倍。
董卓的发祥地在西北，中原地区的混乱局势，以他的政治才能是搞不定的。所以在兴废立换皇帝之后，董卓还是决定挟持皇帝去长安，在西北关起门来做天子。这一决定让他让出了富饶的中原之地，让出了控制天下的中枢。这一决定，让董卓失去了中原现成的统治优势。在长安，董卓即使真的使用汉献帝这张牌，效果也注定不会很好。
而曹操则不一样，他的根就在中原，他的眼界也就在中原。后来他迎回汉献帝，在许都定都，以中原的物产和正统的皇权鸟瞰诸侯，这次占据了先天的优势。早已被培养成熟的中原人才链，成为了后来曹操的最大助力。曹操最重要的颍川官员集团，就是位于中原地区。真是依靠中原的人力物力，曹操才最终可以成功。
以上是本人的一些浅见，希望有识之士可以斧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