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诸多小秘密之一就是并非只有虔诚的教徒才祷告。世界著名的大气物理学家、全球变暖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约翰·霍顿(John Houghton)就经常做祈祷,他还撰写了许多文章论述祈祷的重要作用。诺贝尔奖获得者、物理学家、激光光束的主要发明者查尔斯·托内斯(Charles Townes)说他每天都要祈祷。 也许博学的权威们听后会嗤之以鼻,但是如果有规律的祷告真的能使人心态平和并给人的身体带来益处,那么无论各种宗教有多少真实性可言,祷告者的所作所为则完全是明智之举。
另一种长寿与信仰之间的可能联系则与人的精神健康状况有关。科尼格猜想,许多宗教活动对身体的益处源自于信徒们所说的舒适感或者“感觉人生有目标"的自我体验:他发现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比其他人较少受到抑郁症的折磨,而且即使确实出现心情抑郁的情况,他们也能很快地调整过来。从这种意义上讲,宗教不仅可以发挥有益的精神安慰作用,而且还能帮助信徒们掌握摆脱压力和焦虑的办法,精神压力的减轻反过来促进了身体健康。艾瑟·斯特恩伯格(Esther Sternberg)博士是全国精神健康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的一名研究人员,他出版了一本很不错的新书《脆弱的平衡》(A Dedicate Balance)。斯特恩伯格在书中用实例证明人只有通过培养一个坚定自信的感情世界,相信自身存在真正具有意义且目标明确,才能提高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
斯特恩伯格并非从一种超然环境中得出了他的精神健康状况论。毕竟,斯特恩伯格观点的前提基本上并未与认为后现代主义对健康有害的看法相去甚远。学术界许多人对信仰宗教能使人精神更加健康的实例颇感不安,因为这意味着在信教与不信教二者之间,前者是应该遵循的准则。
"信仰与健康”关系论与目前正在心理学领域中兴起的“美好生活”运动有着相同的基础。战后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界一直将重点放在对机能障碍的研究之上,即探索究竟是什么使人异化或变得反社会。与之相反,"美好生活”运动则致力于强调是什么使人们变得高尚、无私。从这种意义上讲,"美好生活”运动就意味着选择一条理想的生活道路。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马丁·塞列格曼(Martin Seligman)是美国心理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现任主席,他是这一正在发展的学科的领袖人物。塞列格曼说,学者们“应该多看到生活中美好的地方。”
目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是:当人们被逼得发狂时社会便会暴露其狰狞且真实的面目。“美好生活”运动则宣称,当人们都变得无私时,社会闪光的一面就会大放异彩。但是当今的学术界只会对社会的丑陋性发出哀叹而不愿去赞美人间的美德。
在这里,"美好生活”心理学与“信仰与健康”关系问题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推论。如果心理学应重点探索道德观的根源,而且如果主流教派可以培养美好的道德和促进精神健康,那么我们就有了一个为什么要严肃地对待信仰问题的新的根据。由于战后对宗教的怀疑在知识界深深地扎下了根,所以直到1994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仍将强烈的宗教信仰定性为“精神错乱”。现在信仰看起来似乎可以造福于人类。这是观念上的巨大改变。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医生有义务向病人提供一些研究发现的、有益于延年益寿的建议,比如不要吸烟。所有人都认为医生可以与其病人讨论诸如性生活这些个人隐私方面的问题。所以,如果信仰宗教能使人更加健康,这是否意味着医生有责任建议人们信仰宗教呢?哥伦比亚大学的斯隆担心医生们很快会迫于这样的压力而提出此类建议。斯隆反驳说,虽然研究表明结婚与健康之间存在正面的相关关系,但却未因此导致医生建议其病人去教堂火速完婚。这一推论的关键在于同病人谈论婚姻是毫无用处的,谁也无法保证一定能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伴侣。从另一方面来说,向他人推荐一种宗教是一个很实用的建议。任何人均可以信仰宗教,参加宗教仪式远比戒烟容易得多。
然而"信仰与健康”的支持者拉尔森说,"即使研究表明宗教对健康有益,这也不意味着医生就应将其当作抗生素来使用。”科尼格认为,研究仅仅表明医生应“询问病人是否信仰宗教;如果信仰宗教,医生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帮助。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有足够多的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这的确是临床上的一剂良药”。虽然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可使人受益匪浅,但是医生只行医,而不同时兼任神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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