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若要进行面面俱到的分析和比较，囿于自身水平的有限恐难做出清楚的论述，所以只能从某些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差异性的探讨，若能做出一二之有价值的分析和判断，亦为此小论文之价值所在。
谈及宗教文化，必须先对宗教有大致认识。根据自身经验的积累，笔者对宗教特征进行如下归类：
1、超世俗性、超验性和超自然性。宗教的产生来源于对人生和宇宙起源等永恒问题的探讨。各宗教都对生命、宇宙起源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对人类精神生活有各自不同的主张，而此类问题都带有明显的超脱现世的性质，因此宗教是超世俗性的。于此同时，各大宗教对人类来世、生命宇宙起源等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建立在先验基础之上，即它不可能同科学一样，对此类问题给出符合逻辑的实证，从这一特征来看，宗教确是超验的。宗教的超世俗性和超验性必然决定了宗教的超自然性，因为宗教关注的超世俗性和超验性的精神事务几乎都无法在自然世界中再现，而正是其超自然的特征形成了其独特的魅力。
2、信仰的彻底性、严格性和不妥协性。在大多数宗教的教义当中，普遍要求其教徒对其在经书、圣典中所规定的训诫有严格服从的义务，而对于一个纯正的教徒而言，其信仰则普遍带来最虔诚、最真实等绝对主义倾向。中世纪为了维护教义正统地位而发生的历次十字军东征事件、当前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争端均是宗教信仰彻底性、严格性、不妥协性的例证。
3、信奉来世幸福、以及善恶有报。宗教的突出特征之一就是相信人的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且死后灵魂不死，并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存在于人的来世，而来世幸福的获得则取决于个人今世的各种行为。对此，宗教观点认为，教徒今生只有严格履行教义的各种规定，如行善、行义，方有机会获取来世的幸福；而倘若所言所行与教义相悖则断无幸福来世之可能。天堂地狱之说是这一观点的最佳归纳。
4、信仰全能的神灵，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伊斯兰教中的真主安拉、佛教中的佛主释迦牟尼。
5、爱的精神。在各大宗教的教义中，普遍流露出博爱、仁爱等精神，当然其范围更多的是限制在同类教徒之间。
按照上述所归纳的宗教特征，不难发现中国宗教文化构成中儒教和道教与其有鲜明差别。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本土所形成的儒教和道教很难说是真主意义上的宗教，这亦是学术界一个存在共识的看法。笔者个人认为，鉴于儒教和道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所占据的重大地位，不妨把儒家和道教放置在偏离传统宗教意义但又带有若干传统宗教共同特点序位上，以使得本文所论述的中西宗教文化在内容上能更丰富、视角上更广阔。
以下笔者将从世俗主义和政教关系两个维度对此进行阐述。
1、西方宗教文化带有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而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世俗主义倾向明显。
西方的宗教文化发展源远流长，但其大规模对西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开始于公元一世纪基督教兴起之时，取得重大发展于罗马帝国时期，中世纪得到发展的极致，而宗教改革政教分离之后其对世俗事务影响虽有明显下降但仍然具有占据重要地位。纵观西方宗教发展的千年历史，不难得出其鲜明的超世俗主义特征的结论。《圣经》中对天堂和地狱的描绘、灵魂和肉体的分离；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说法的提出；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注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都是这一论点的有力证明。
对比中国的宗教文化，则显然呈现出世俗主义的倾向。
儒家的经典文献中大量充斥着世俗主义的教导，如 “未知生、焉知死”、“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君子理想”等，都是强调个人在现世生活中的所作所为，而不形而上的对宇宙起源、生死等问题进行论述。儒教的世俗主义倾向亦为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其经典著作之一《儒教与道教》早有论述。
道教在早期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自我境界的升华、个人厌世主义等特征，显然其教义与儒教相比要更接近于超世俗主义的标准。但在儒教在中国宗教文化中取得统治地位后，且在中国宗教服从世俗政府的体制下，道教亦不得不以世俗主义的精神对其自身进行修正。所以在随后的道教发展历史中，道教更多的演化成带有占卜算命谶纬性质的特点。
佛教自从东汉传入中土以来，在带有明显世俗主义特点的中国宗教文化下，亦很难让其超世俗主义的特点得到中土文化的认同。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佛教文化一直受到儒家文化的抵制、而其所取得的某些成就也大多是建立在吸收儒家文化的基础之上。不难看出，佛教的超世俗主义的特征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的影响是有限的。
明朝末年西方基督教曾一度在中国传播，但因为基督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存在巨大差别，因此很难得到认同。而在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虽扩大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影响，但其成就仍然是在用儒家文化对基督教义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取得的。在洪秀全所设计的教义中，其超世俗性与西方基督教义相较仍有较大差距。
当下中国，宣传的宗教观主流是无神论，所以世俗主义等关于宗教的概念亦无从谈起。如今在中国，除了部分教徒之外，大多数人都是不信教者，其世俗主义倾向不言而喻。
2.、西方宗教文化中政教分离是其主流，而政教合一则始终是中国的特征。
谈及西方宗教文化政教分离，不得提及《圣经》中耶稣之言“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正是这一圣言成为了历代宗教神学家、哲学家论述宗教分离最具权威性的论据。在西方的历史上，虽然罗马帝国曾经有政教合一的历史、英国亨利四世有政教合一的做法，但其存在的时期却很短暂。西方绝大多数时期内问题争论的核心始终是在政教分离的基础上教权和王权的权威孰高孰低。从圣奥古斯丁“两个城市”的提出到路德等宗教改革家“宗教只关乎人的精神事务”的主张再到美国宪法中不设国教的规定，在千年间西方的主流始终是主张政教分离。现代西方社会，政教分离已经是最为普遍的做法。
与西方相比，中国则迥然相异。
从学术思想上看，中国文化中明显缺乏论述政教关系的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但却少有流派论述类似宗教观念的主张，大多数流派的思想论述的核心始终围绕在世俗秩序如何建立这一问题上。虽亦有不少类似西方宗教意义上的见解如邹衍之“阴阳说”，但在当时世俗权力纷纷进行王权争霸之时，亦无人问津关乎宇宙起源等超世俗问题。
从教派同世俗权力的相互关系来看，自秦开始建立统一的专制王朝开始，中国的学术思想明显呈现出依附世俗权力的特点。秦王朝兴法家、“焚书坑儒”是这一历史的开端，而当董仲舒依靠汉武帝使儒家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之后，儒教成为世俗权力的卑女的传统则一直蔓延千年。
所以即使中国学术思想有教权与王权分立的主张，但在中国千年专制王朝王权鼎盛的背景下亦很难有立足之地，而根据上述所述，中国的学术思想本身就缺乏政教关系论述之传统，所以中国两千多年呈现政教合一的历史趋势在所难免。
马克斯.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根据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具体分析得出中国未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制约，而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新教教义归结为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一重要原因，从此角度不难看出中西宗教文化对中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明显而有显著差别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内核，在找寻当前中国出路的路途中，适宜的回顾我们的民族传统，或许亦能发现新的路径，而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亦有赖于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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