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规模增长的影响如下
中国从2007年到2016年的财政支出是随着GDP的增加而逐年增加的。这也符合并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财政支出规模上升的发展趋势的学说，就中国而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财政支出的范围，具体来说主要是受三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是经济性因素，主要指的是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模式等；第二是政治性因素，它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政府的职能、政局是否稳定和政体结构的行政效率；第三是社会性因素，包括人口状态、文化背景、历史传统、国际环境等因素。
（一）经济性因素
经济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经济体制的选择；三是政府经济干预政策。
财政收入的绝对增长为财政支出的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财政收入的增长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决定的，经济发展是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
在假定税收制度不变、管理力度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财源越丰富，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越高；当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管理体制和税制结构相对稳定的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便会相对稳定。
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确立提高“两个比重”的目标，先后进行了分税制、费改税等项改革，同时加强税收征管，顺利实现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的正常回调。
而只有在财政支出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度的条件下，该比重回调的目标才可能实现。由于我国仍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中，该比重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还无法保持稳定，在特殊年份还会发生明显的波动。
（二）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稳定；二是政体结构和行政效率。
政府的基本职能范围决定财政支出范围，进而决定财政支出规模。由于近年来经济持续发展，政府的基本职能范围不断扩大，进而致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长。
政府层级过多也导致了财政支出的膨胀。政府多达五级，政府层级每增加一级，必然增加相应的行政管理经费，同时层级过多，必然增加交易费用，并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导致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难以完全对应，即增加公共产品提供成本，又导致支出效率的低下，从而导致财政支出的相应扩张。
（三）社会因素
影响财政支出规模的社会因素众多，且较为复杂。人口、医疗、就业、社会保障和国际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其产生影响。
首先，城镇化过程必然伴随对公共产品需求的不断扩张，随着城镇化水平不断提升，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必然引致城市的拥挤和较强的外部性，从而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与此同时对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需求弹性较大的公共产品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引致更多的财政支出。
其次，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使得居民收入不断增加的同时，居民间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政府增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面的支出，同时部分城市居民由于下岗面临生活困境、偏远地区居民生活的无法保障等，都要求政府扩大社会保障支出，进而推动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
最后，财政支出规模受国际环境及突发事件的影响。在2008年财政支出增长率达到峰值，这是因为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放缓，而为了刺激经济的增长。
国家财政支出了4万亿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汶川地震中的灾后重建工作等都使财政支出的增加额大大超过往年，最终导致财政支出增长率占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比重上升。进入2009年后中国经济开始复苏，GDP增加较快，使此系数又有所回落。根据“梯度渐进增长论”。
国民经济恢复正常后，由于意识效应和替代效应，财政支出不会回到原水平，因此2009年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在2008年的基础上逐渐上升，到2015年其比重为25.66%。进而导致2009年财政支出边际系数与财政支出弹性系数都达到了峰值。
扩展资料
政府财政支出一直是国家或地区调控宏观经济的有利政策工具之一，对经济和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的变化往往是政府干预经济社会程度和方向的体现,科学合理的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既能够促进地区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
还能够有效地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实现国家和地区经济稳定増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安徽省整体经济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财政支出总量也连年攀升。
但是其GDP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且省内区域间的财政支出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日益明显，迫切需要政府通过宏观调控的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财政支出正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所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