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小岗变法”之外，人们绝不应该遗忘已在历史洪流中渐渐变得淡漠的两个词：“省委六条”和“借地度荒”。
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黄璜在接受一家媒体专访时，如此描述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安徽农村的景象：
——那时正处于灾难深重的“十年动乱”之中，饱受人祸之苦。虽“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声震天动地，但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难民比比皆是，就是地处江淮丘陵的合肥周围，来自凤阳县、定远县等地的逃荒要饭人群也是络绎不绝，惨不忍睹。
安徽这种状况的产生，不是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不是干部不干事，也不能说老天存心不帮安徽人的忙，根本问题在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仍在继续。
1978年前，小岗村被外人称作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意思就是不长粮食。
严宏昌盘算着赶快把地给分了，“生产队没有牛，因此要尽早开始搞冬耕，过了年再分，怕来不及。”1978年11月24日晚，这一重大土地会议在小岗村最西头的严立华家举行。18户村民的当家人一个一个地溜达着来到严立华家。当严宏昌宣布想把土地全部分到各家各户的时候，大家积极性很高，严宏昌就拿出随身带的钢笔，写下字据，条件是每户必须完成每年上缴的公粮。因为分田到户在当时是很冒险的行为，大家连后事都想好了。严宏昌连夜将耕地和牲畜、农具按人头分到各户，小岗村的大锅饭被彻底打破。第二年秋天小岗获得了十几年来的首次大丰收，一举解决了温饱问题，粮食自己吃不完，还第一次交了公粮。在当时的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很快在安徽全省推广上高中时，学校号召我们回去建设家乡。1971年下学后，我就回到小岗。当时，村里状况不好，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我看不惯，干了22天，就想往外跑。当时跟生产队约定，一个月交15元钱，生产队给我记150个工分。
以后，我主要在凤阳县城的工地上包工。承包下来一个工程后，再分包给小组长，根据工程量结算工钱，哪个工人干了多少活就得多少钱。那时候，一般工地上的小工一天只能挣1元钱，但在我这里能挣2元钱。工人们积极性很高。我承包的工程总能保质保量地提前完成。
这样一直干到1978年。当年2月，梨园公社书记到县城来找我，让我回去当队长。当时，小岗人人当过领导，就我没当过。书记说，你在外面领导五湖四海的人都能干红火，小岗就这些人，还能领导不好？ 我当时是不想回去的，和领导“讨价还价”：每月交队里的钱涨到45元，后来又加到每月90元，最后，涨到每月交150元。我挣不到这么多钱，只能准备回去。我承包工地上的12个小组长知道后，不让我回去。他们小组长愿意集资，帮我交这些钱，说我要走了，他们就要散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