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变法通议•学校总论》中，则称八股制艺的产生，是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和愚民政策的需要。他说：“秦始皇之燔诗书，明太祖之设制艺，遥遥两心，千载同揆，皆所以愚黔首，重君权，驭一统之天下”。他认为：中国士儒的迂腐保守、孤陋寡闻，正是实施八股制艺的必然后果。在中国面临强虏入侵，被迫开放而面对世界的情况下，欲图富强，首先必须开智破愚，广开民智则首先必须广开学校，而兴学校，养人才以强中国，又“惟变科举为第一义”。科举不改，则中国受病之根不除。为此，他提出了“合科举于学校”的建议，主张“远法三代，近采泰西”，在京师和州县地方，遍设各级学校，为学校内部的升级考试赋予诸生、举人、进士、庶吉士等名分，进而举官论职。梁氏认为：经过这样的变革，“凡自明以来，取士之具、取士之法，千年积弊，一旦廓清而辞辟之，则天下之士，靡然向风，八年之后，人才盈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