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理论可以分为两大类：消费不足——停滞论；工资压缩理论。
第一，消费不足——停滞理论。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它的纯产量的货币价值等于支付工人的全部工资加上资本家所得的利润。由于工人的所得少于纯产量的总值，因此他们的消费永远不足以把纯产量的总值购买回来，工人的消费产生了“需求缺口”。而且利润对工资的比率在增殖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越大，这种需求缺口也越大。当然资本家也消费其部分利润，这有助于填补一部分缺口。但是资本家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消费掉而是储备起来的；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些储备被看作是需求的“渗漏”，其最终的基础依然是限制大众的收入和消费。如果相当于资本家储备的这部分需求缺口不填补上的话，那末部分产品就销售不出去，或至少不能按正常价格进行销售，结果整个体系就要收缩，直到利润降低到使资本家被迫消耗其全部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纯）投资从而也就谈不上增长。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经济逻辑易于使资本主义经济趋向于停滞。
当然，需求的缺口不仅可以通过消费，而且也可以通过投资需求（工厂和设备的需求）来填补。投资需求越大，该体系的生产水平和就业水平越高，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该体系的最终运动，归根到底将取决于资本家的储蓄计划所导致的停滞趋势与资本家的投资计划所导致的起抵销作用的发展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资本家所以储备，是因为作为个体的资本家他们必须为生存而努力发展。但是只有具备客观可能性时，他们才会投资，而且这些又取决于两个因素。具体地说，就是当某个特定的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的霸权能使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加以协调并巩固时，也就具备了发展大规模商业贸易活动的基础；当大批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同时出现时，要具备为大规模投资所需要的动力。只有基础和动力同时具备，发展的因素才会蒸蒸日上。然而，随着动力的耗尽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对基础的不断损害，各种对立的因素在某些方面会重新表现出来，而停滞就会成为一种趋势——当然，这种局面将一直延续到新的统治秩序（也许通过世界战争来促成）和许多新的发现能开创出另一个发展时代为止。
垄断权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中，据说少数实力强大的企业能支配各自的行业，通过限制产出和抬高价格它们能够靠牺牲工人和小资本家的利益而使收入的再分配有利于自己。鉴于大资本家把较大份额的收入储备起来，所以总的储蓄额将增加；另一方面，为维持价格和利润，大企业将只限于在本行业中进行投资，从而减少了可利用投资的出路，由于加大了需求缺口并同时减少了投资的机会，因此，从理论上讲，垄断将使停滞实际上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当然，实际上战后的“垄断资本主义”直到最后“一直享有长期的繁荣……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它先前的历史”（见“参考书目”14）。所以，由于存在着非常强有力的抵销因素，诸如战后的美国霸权、新产品、新技术和军事费用等等，这一切又足以说明实际上并不存在停滞现象。
在这样一种框架内，任何可以加强和指导发展因素的经济干预，显然在原则上都可排除停滞的威胁。比如，凯恩斯经济学就宣称国家不管是通过本身的开支还是通过刺激私人消费，均可使产出和就业达到社会期望的水平，从而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规律（参看凯恩斯和马克思条目）。消费不足论者也并不否认这种可能性。他们只是认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垄断而不是竞争，因而这种干预并不是普遍可行的。垄断会加剧资本主义停滞的趋势，而当停滞出现时，国家就会通过刺激总需求来抵销这种趋势。但接着垄断者将以抬高价格而不是以扩大生产和就业来与之对抗（就象各竞争的企业所做的那样）。因此，国家力量与垄断力量之间形成的对峙局面将导致停滞加通货膨胀即“滞胀”（见“参考书目”14、5和13）。如果国家退出这场斗争并采取紧缩措施，那我们就会处于衰退甚至是萧条的局面。从这一观点来看，由于国家不愿同垄断集团对抗，所以危机的出现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事件。凯恩斯理论认为国家有驾驭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能力，而一旦认可这一前提，则危机的形成和摆脱就成了运用这一能力去实现政治目标的问题。因此，人们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项通过价格控制、调节和有力的经济计划来削弱垄断势力的政治方案，将击中通货膨胀的要害，而增加社会福利费用和提高工资则不仅使工人阶级而且也会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获益（通过缩小需求缺口）。因此，假如能对国家施加足够的压力，那末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经济矛盾就可以移置到政治领域并在政治领域内解决。
斯威齐本人故意避开了他论证中所固有的政治结论，虽然他警告说资本家本身也许会找到支配资本主义制度的新方法（见“参考书目”14第31期，第12—13页）。但其他人就很少有什么保留了。（参看哈林顿著《社会主义》，1972年英文版，第12章；又同一作者所著《民主社会主义组织委员会与左派》，1979年英文版，第29页；以及《金元与理性》杂志各有关争论文章，特别是1979年10月和1981年7月—8月各期；此外还可参看哥登等人合著的《改变公司的四种办法》一文，载《民族》杂志，1982年5月15日英文版，第589—591页）。
第二，工资压缩理论。
工资压缩理论企图把总危机同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趋势联系在一起（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其出发点是承认假定其它条件相同，实际工资增长或工作日的长度缩短和工作日的强度减少时，潜在的利润率就下降。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假使其它情况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将导致一般利润率的下降。然而，这不过是说实际工资的增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所作的调整）从趋势上看将减低利润率。如果利润率趋于下降与这种情况无关，那末（调整的）实际工资的增加仅仅只是促进先前存在的利润率的下降。这正是马克思所论证的，我们将在下一节里看到。但如果利润率趋于上升的话，那未只有实际工资有足够迅速的增长，才能表现出利润率的实际下降。这就是工资压缩理论者的典型主张。他们假定实际工资不变，技术改造也有助于提高利润率和提高利润对工资的比率。
这一理论的一种看法认为，这种利润率的一升将直接刺激投资高涨；该理论的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利润对工资的比率的提高以及垄断力量的不断增长将扩大需求缺口，从而导致该制度的停滞的趋势，但国家能够抵销这一点从而维持繁荣；这实际上是消费不足或停滞理论的发展。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如果繁荣期持续到足以使劳动市场变得紧张起来，而同时工人又如此富有斗争精神，以致他们的工资需求导致实际利润率持续下降，那末最终就会爆发危机。从典型的意义来说，工资压缩理论力图把实际工资增长快于生产力的增长看作是这样一种证据，即在危机背后起作用的是劳动力。
比如，通常处理所谓技术选择的数理方法就认为，利润率是趋于上升的，除非实际工资的增长逆转了利润率上升的进程（见“参考书目”12，第242—247页）。大多数现代支持工资压缩理论的人如罗默（见“参考书目”11）、鲍尔斯（见“参考书目”2）、以及阿姆斯特朗和格林（见“参考书目”1）都引证这一点。其他人，比如霍格逊（见“参考书目”7，第75—76页），只是把有机构成的经验稳定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最后，卡莱斯基（见“参考书目”9）则通常被看作是提出下述论点的人，即国家干预将把消费不足的趋势变成工资压缩的现象。应当指出的是，甚至在传统的关于技术选择的文献中，实际工资高于生产率的增长，既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足以导致利润率的下降。这从沙克的图解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见“参考书目”12，第236页），在这个图解中，最大限度的工资率（纵截线）就是每个工人的纯产量。
这里要指出的重要一点是，因为危机只有当工人的工资增加得“过多”时才会出现，所以这一理论在看待资本主义时是留有充分余地的，它既可以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提高又可以使资本家的利润率有所提高。从这一观点来看，如果工人和资本家都作出充分的让步，国家在原则上就可以设法复苏，而如果工人和资本家双方都表现出某种克制，则国家就能进一步阻止危机。一般来说，可能必的理论的特征就在于：由于工人和资本家都承认国家有决定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权力，所以这种理论的支持者们的期望和前提都主要取决于这样一种观念，即甚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政治也可能控制制度。如果这一前提不正确，那末围绕着它而制定的战略和策略无论如何也会导致严重问题。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恰恰是必然性的危机理论所包含的内容。 现代最主要的必然性理论，就是马克思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过去，甚至把某些消费不足论的变种（如卢森堡的主张）也都列为必然性理论，但一般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主张本身论证的逻辑作了错误的理解而造成的。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试图说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经过长期的加速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相应的减速发展时期并导致危机。对于消费不足论显然是通过外在的因素（比如突然涌现的许多发现）来说明的东西，马克思则是通过立足于潜在的利润率的变化的内在因素来加以说明。
一切资本主义行动的动力都是利润，而剩余价值则是其隐藏的基础。为尽可能多地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必须增加劳动日的长度或增大劳动日的强度，而最重要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为了同其他资本家有效地进行竞争，他们必须同时降低单位生产的成本。增加固定资本就是要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简单地说，相对于劳动力的固定资本的增加（生产的机械化）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手段，而相对于产出的固定资本的增长（生产的资本化）则是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主要手段。然而，可以看到，在采用较先进的生产方法的基础上，固定资本的增长也往往会引起利润率的降低（参看利润率趋于下降条目所引用的参考材料）。对首先采用这些规模较大、资本集约程度较高的方法个体资本家来说，较低的单位成本使他们得以降低价格、击败竞争对手而进行发展，从而以更大份额的销售来抵销利润率的下降。但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这将导致平均利润率下降。虽然有各种因素可暂时抵销这一下降趋势，但这些因素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起作用，所以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将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
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内，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趋势对投资的影响，将造成总潜在利润量的“长期波动”，即先是增加，接着便是降低和停滞。在后面这个阶段，投资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将成为普遍现象，而新的投资不足则会使生产率的增长放慢，因此实际工资在一个时期内就可能相对于生产率的缓慢增长而增长。换言之，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工资压缩这类现象，都表现为盈利能力的危机效应。但是它们并不会导致总的危机，因为在资本主义积累范围内存在着各种固有的机制，这些机制使能力适应有效需求，并使工资的增长维持在生产能力增长的限度之内 （参看《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中译本，第25章；“参考书目”4）。
每一次的总的危机都会使弱小的资本受到巨大的破坏，使工人遭到沉重的打击，而这些破坏和打击，则又有助于通过加强集中和积累、通过提高全面的盈利能力来恢复积累。这些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的”恢复机制。但由于利润率的持续下降，因而每一次随后出现的高涨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的利润率和增长率一般都比较低，因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世界里，停滞和世界范围的失业问题在整个时期内将变得更为严重。因为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积累本身所导致，而不是由不充分的竞争或工资过多而造成的，所以国有干预不管其意图多么好，也不可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政治不可能也不会支配制度，除非它愿意承认资本主义解决危机的方法需要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社会主义的解决办法则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正如耶费（见“参考书目”15）所指出的，可能性理论所特有的对国家权力的依赖性，也许是一种危险的错误观念（参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条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