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以下方面：
1、跨国企业因劳动力成本差异而进行的产业外迁造成了
发达国家制造业“空心化”。引发了
中产阶层的萎缩，并推动了
民粹主义的崛起；同时，伴随发展中国家用工成本的上升和自动化等应用对成本的降低，各国制造业成本“此消彼长”。这在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产业“回迁”的需要。本次疫情之下，供应链的中断，使企业不得不对原先产业链进行重构；疫情中医疗器械等重要物资的短缺，使得政府加深了对重要行业“本土化”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部分产业“回迁”的趋势。
2、跨国企业及高管在全球化过程中攫取大量利益的同时，通过各国子公司间复杂的
关联交易等措施“合理避税”。这在造成贫富分化加剧的同时，加重了政府的财政困境，削减了政府在医疗、教育等公共项目的支出。这引起了民众的日益愤怒，并使得向跨国企业加征重税，以实施免费医疗等激进派政客的主张，日益受到追捧。本次疫情下，穷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且大量失业的局面，增加了激进派政客的话语权，并增大了上述“逆全球化”主张在选举年后被实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