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20-03-16
经济新常态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根本动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需要主动作为，而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
管清友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修修补补的体制机制调整，而是自我革命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破除，将打破利益固化籓篱，解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激发经济活力；经济增长机制转换和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将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伴随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微观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引擎将被打造出来，我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将具备更坚实的制度基础、更充沛的动力源泉。
管清友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第2个回答 2019-12-01
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第3个回答 2019-01-17
正确认识“7%”
国家统计局此前发布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与预期目标相符,主要经济指标有所回升,结构调整继续推进,发展活力有所增强,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实现7%是很不容易的。过去10%都比较容易，现在为什么7%就很不容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对中国经济网记者分析称，不能简单看速度，关键要看条件，现在整个发展环境较之以前已发生很大变化，实现7%比过去10%的难度要大很多。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认为，在国际经济环境不太理想的背景下，实现7%的增速表明更多是依靠内需。同时国内环境也有很大的压力，“三期叠加”经济形势的蔓延，房地产调整的滞后影响进一步发挥，一些重要产品已接近增长峰值。在这一系列因素作用下，实现7%是非常不容易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张立群分析称，2015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其中1季度和2季度均为7%。与2014年以来的增速下行态势比较，经济增长趋稳的态势比较明显。无论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中国经济增速回调都初步显现了触底态势。
潘建成指出，实际上7%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增长率是相对数，有分子分母，我们的分母现在已经稳居世界全球第二，在此基础上增长达到7%的增速，每个百分点对应的含金量是在不断上升的。从全球增长情况来看，超过中国7%增速的国家也屈指可数。
新常态的“新”与“常”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正确认识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从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刘世锦分析称，所谓“新”，就是我们找到一个新增长平台，有一套新发展方式和新机制。同时使增长能够稳定下来，而且充满活力，具有可持续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常态”。“新常态”下，速度变化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是速度背后结构的变化、增长动力的变化。
潘建成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在新常态下，增长速度有可能回落，但其他很多方面都在更新、完善、提高——结构进一步优化，质量进一步提高，效益不断完善，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源消耗进一步减少，环境进一步改善。同时，民生改善幅度不低于经济增长，甚至民生改善要比经济增长速度还要快。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认为，“新常态”就是经过一段不正常状态后重新恢复正常状态。“新”体现在经济新动力，经济将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简单的要素投入的路子行不通，中国经济内生性增长就必须改变生产函数，扩大生产前沿来实现，而这必须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制度改革。“常态”体现在过去的高增长模式不可持续，全球化红利衰退，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外需和外资从涨潮到退潮，房地产价格泡沫，人口老龄化，产能过剩等矛盾突出意味着传统依赖投资发展经济的常态也无法进行。
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
经济新常态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根本动力。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需要主动作为，而改革创新是根本出路。
管清友认为，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修修补补的体制机制调整，而是自我革命式的全面革新。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的破除，将打破利益固化籓篱，解除限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激发经济活力；经济增长机制转换和宏观调控体系完善，将为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根本保障。伴随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微观活力将进一步释放，新的增长引擎将被打造出来，我国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将具备更坚实的制度基础、更充沛的动力源泉。
管清友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表示，首先是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国资国企改革（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财税体制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强化市场）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四大关键领域。
其次是改革人口和户籍制度，改善劳动力供给，包括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
第三是改革金融体系，改善资本供给，包括理顺价格（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健全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深化开放（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等。
第四是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
保持平常心态
保持战略定力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运行态势是好的,同时也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对此，在战略上要保持平常心态，同时要保持战略定力。
潘建成表示，这个平常心态就是我们面对困难和压力要有信心，要对改革取得的成效有信心；对于走出困难时期要有耐心，“三期叠加”时期很多困难叠加在一起，而且很多困难都是长期形成的顽疾，像治病一样没那么容易。在这个时候，不能因为压力大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搞投资刺激，这会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第三点就是一定要有改革的决心。不能因为改革可能在某个阶段、某个地区、某个行业或多或少影响增长,就放弃改革。改革是一个系统的、长远的工程，不能因为短期出现的小问题而搁置。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毫不动摇。
发展自信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刘世锦指出，适应放缓了的增速，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与以往大不相同的增长结构和动力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已经出现了的结构和动力变化尤其值得关注，并给予积极评价。以往我们多是看到西方国家市场经济中危机的弊端，其实正是通过危机冲击，市场经济才逐步通过“试错”和“补短”成熟起来了。
刘世锦说，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历史还不长，在经济转型期暴露一些问题，甚至出一点局部、可控的危机，并不一定是坏事。不经历转型期的风浪、不经过困难局面的磨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大可能走向成熟和稳固。
第4个回答 2019-09-17
从消费需求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现在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现在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
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从市场竞争特点看，过去主要是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现在正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统一全国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经济发展的内生性要求，必须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形成统一透明、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