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勇军进行曲》歌曲一开始就富有号召性和战斗性，又给人以一种压迫感。结束句再现了进军号的音调，使歌曲更富有推动力。这首进行曲在战争年代曾激励着亿万人民为争取自由解放去战斗。现在唱着它，就会感到今天的江山来之不易，从而激励我们为保卫和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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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原名《义勇军进行曲》，是20世纪30年代影片《风云儿女》的主题歌。当时我国正处于外敌入侵、民族危机深重之际，影片就是以抗日为主题的。这首歌曲的歌词是我国著名诗人、戏剧家田汉在被敌人逮捕前仓促地写在香烟纸上送出的。音乐家聂耳也因敌人迫害而即将离国，他主动提出：“作曲交给我，我干!”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写成了歌曲。随影片的放映，这首歌曲在人民群众中激起强烈的反响，很快传遍了全国。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深切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曾多次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并灌制唱片，使这首歌曲的影响遍及全世界。1949年9月此歌被定为我国的代国歌，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歌曲的引子用分解的大调主三和弦音(do、mi、sol)和三连音节奏构成号角式音调，似在热情奔放地召唤人们奋起战斗。歌曲就在这一基础上环环相扣，层层推进。歌曲由第二拍弱起，并作四度上行跳进，显得庄严雄伟而又富有推动力。这一进行贯穿全曲，曲末并作多次重复，给人以坚定不移、势不可挡之感。�
歌曲的第三乐句“中华民族到了”用重音(“〉”)唱出，强调了形势的严峻；突然乐句被一个八分休止符打断，接着唱出“最危险的时候”，告诉人们：国家和民族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抉择。第四乐句(“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之后，随着大三和弦不断作上行模进，在三次层层向上的“起来!”呼喊之后，号角式的音调再现了，像一声冲锋号，激励着无数战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结尾时再三强调“前进”两字，音乐上富有动力，象征着中国人民百折不挠 ，勇往直前的伟大精神。�
此作品创作于1935年，影片《风云儿女》主题歌。�田汉在完成影片故事后即遭反动派逮捕，歌词是他写在一张包香烟的锡纸衬底上的。
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了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 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传唱全国，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他不仅是中国革命戏剧运动的奠基人和戏曲改革事业的先驱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革命音乐、电影事业的卓越组织者和创造者。
田汉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并被选为第一、第二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平反，在北京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聂耳在谱曲前，也因受反动派迫害即将离国，在去日本前写成初稿，到日本后不久就把歌谱完成寄回。这首歌在影片中一唱出，立刻产生巨大影响。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革命斗争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
聂耳原名聂守信，是云南玉溪人，出生于（1912——1935）在他二十三岁的生命中创作了三十多首歌曲和一些民族器乐曲，作品集中反映了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坚强决心，第一次表现了三座大山压迫下的中国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式，他的作品有《义勇军进行曲》《大路歌》《铁蹄下的歌女》《卖报歌》等。他能立足于现实，预见到未来，在层层的压迫下看到抗争的烈焰，在无边的黑暗中预见到灿烂的明天。因此，他的歌曲在深刻揭露现实生活中矛盾的同时，始终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态度，他在歌曲的艺术形式上作了创造性的革新。他的歌曲既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又有强烈的时代气息；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严密的组织结构。这种结构与陈规束缚的框格绝然不同，而是与音乐形象融合无间的崭新的形式、崭新的韵律。正由于此，他第一次使中国群众歌曲提高了艺术价值，奠定了这种体裁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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