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空前繁荣。其原因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
首先，自东汉后期形成的门阀士族制度，自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门阀制度，挑选人才主要看其门第出身，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更加使之在政治上得以确定，从而形成了一些豪门望族，在战乱中他们聚族以自保，举宗以避难，自成一个社会，广大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门阀世族，这样世族庄园经济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从而为世家大族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其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
此外，门阀世族发展了自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并且由政治性的品藻演变成对品貌、风度、气质的欣赏，这些品评超越政治实用，带有审美评价的特点，不仅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而且给文学理论引入了很多重要的范畴概念，如“风骨”“神韵”等。
其次，儒家独尊地位的丧失与玄学的发展。东汉末年，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发展，儒家正统思想的独尊地位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经学出现危机，士人开始关注对人生意义的探求，对宇宙本体的追问，从而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调和儒道的玄学，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玄学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关注宇宙与人生的本体性问题，而不关注现实生活。
这一特性锻炼了士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培养了士人逍遥放达、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更多的从超出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另外，玄学关注的问题如“言意之辩”等本身就是文论问题，很多重要的文论母题和概念范畴都源于玄学。
最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如诗、赋、散文、小说都得到发展，而且抒情性大大增强，文辞华丽，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横空出世，或雄健，或悠远，或华美，或恬淡，充分运用自己的艺术才华，创造出大量个性色彩突出的作品。
文学创作的繁荣呼唤理论批评的指导，它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有待于作出理论的概括、抽象、判断与总结。在解决在文学创造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中，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杰出的文论家和文论专着，对后世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时指出：“文章莫胜于两汉。浑浑灏灏，文成法立，无格律之可拘。至建安、黄初，题材渐备，故论文之说出焉，《典论》其首也。复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至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次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揭开一代文学批评序幕的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其中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虽不免有些粗略，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典论·论文》对文学价值的高度重视，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左传》有“三不朽”之说，其一为“立言”，但主要指表现于言辞中的德教、政教而言，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曹丕所说“文章”，则包括诗、赋在内。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激励士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从而“成一家言”，建“千载之功”，这对文学的兴盛，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曹丕还在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的创见，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创作个性，文中提到“徐干时有齐气”、刘桢“有逸气”、“孔融体气高妙”。
作品的风格差异是因为作家的气质不同，并且极力提倡刚健清新、遒劲有力的风格，显示着当时对文学风格的自觉追求。文中提出“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之说，指出诗赋的特点是“丽”，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这几方面的内容，即作家评论、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的区分，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最后曹丕还对“文人相轻”的恶习提出了批评，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取正确客观的态度，“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这也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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