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在清朝的末期，年纪小的时候一直在学旧的一派，在学堂里跟着先生学习。他当时可是有名的小神童，在四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认字了，随后就开始作诗，在十七岁的时候还中了举人。在小的时候他就经常听到长辈讲一些英雄人物的事迹，这些故事造就了他后来的性格，他未来也是想成就一番事业。众说都知，清末时期的科举制度非常古板，学习一些没有思想没有意义的八股文，这让梁启超觉得特别无趣，他便去找了康有为，向他学习的很多的新思想，这些思想慢慢改变着他，看着自己国家腐败的样子，师徒二人为了改变现有国家的样子，便开始发布公车上书，使维新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小编也读过很多梁启超的文章。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的写作文笔特别厉害，最喜欢用一些简单的事物叙述一些大道理，无论从宣扬民心思想上来看，还是从踏实做事来看，他都能独当一面，因此就逐渐成了维新变法的领头者，当时因为还是慈禧太后当政，他们的活动很快就被推翻了，接下来的日子，他受到了多方势力的迫害，最后不得已逃到了日本。在日本的他依旧没放弃自己的志向，一直想尽办法与革命党联系，想去重新建立起自己革命的门派，为了安全着想，康有为极力制止了他，但是他依旧写文章来宣传自己的思想。后来他回到了中国，与袁世凯有了合作，还因此当了官，但是他却骄傲了，觉得自己影响了政治舞台，当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他才深刻意识到自己是错误的，自己拥护的这个人不是自己内心所想。他便站到了袁世凯的对立面，开始了新的历程，却不曾想又一次站错了队伍，在这些利益熏心的人中，他一次次的失望。年老之时，他终于放弃了，辞职后便开始写书，用更多的教育知识来完成自己内心的思想。他从小到大直到死亡，都没放弃自己的革命事业，一生追随。但是对于自己的孩子，他要求非诚严格，在历史上，他被称为中国教育第一人，他的儿女也为社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非常有出息。他的孩子在外地上学时，他经常写书信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他们的观念、思想。梁启超一生从清朝末代到民国时期，从年轻无知到后来的兢兢业业，再到最后的辛辛苦苦，他看清了世态炎凉，从而专心从事文学领域，他成功获得了名望，也得到了善终
梁启超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学术贡献：
1、新史学
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是20世纪前期创建我国近代史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前期发表的《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对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史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猛烈的批判，并且大呼“史学革命”。
2、目录学
梁启超一生于目录学贡献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学书目表》在分类、著录上有创新，类分学、政、教，实有“西学”、“政学”两类，为近代西方图书分类法的输入和我国新分类法的产生开辟了道路。
3、图书馆学
梁启超对图书馆学有独到见识。他认为应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现代西方的图书馆学理论施之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改造，即是目录学的科学化。
4、文学
梁启超积极参与、鼓动的“诗界革命”和“小说革命”，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
大臣们积数十年的八股文，写了几十年的白折，当了几十年的差，捱了几十年的俸，递了几十年手本，唱了几十年的喏，磕了几十年的头，请了几十年的安，终于进职到高层，心里只想的是保持现有的财富地位，七老八十的人，只求一两年洋人不来，强盗不起，即使来了，反正一辈子也活够了，国家被瓜分也不心疼。
知识分子们被满清三百年文字狱的恐怖统治，被制造奴才的政策改造，终于成了没有思想的木偶“满州入关三百年，我的奴才做惯了。他的江山他的财，他要分人听他好，转瞬洋人来，依旧要奴才。”
普通百姓“莫谈国事”，管他是洋人、日本人，反正满清也没给好日子过，其他人来也不过如此。
列强们把中国当肥肉，一块一块地割去，一刀一刀地凌迟，清朝自甲午之战的全败，到八国联军的火烧，国家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当很多人认为中国已经是个迟暮的老人，即将灭亡之时，梁启超奋然发声，发表“少年中国说”，坚决相信中国必然不亡，并且断定必将复兴。
读懂梁启超就是读懂中国近代史，著名思想家胡适之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最大的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一、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梁启超出生在于熊子乡：“当宋元之交，我黄帝子孙与北狄异性血战不胜，君臣殉国，自沈崖山，留悲愤之纪念于历史上之一县。是即余故乡也。”熊子乡，距离崖山七里左右，在西江与南海的交汇之冲，是七个小岛之一，他实际上是一个岛民。
小时候他跟着祖父识字，祖父偏爱他，经常和他讲述古代豪杰哲人的嘉言懿行，尤其喜欢讲亡宋、亡明国难之事，听得津津有道。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播下了爱国的种子。
他从小天姿聪慧，四五岁授四子书、《诗经》，八岁学写文章，九岁能缀千字文，十二岁应试学院，补博士弟子员。然后去省会上“学海堂”，喜欢上了训诂之学。那时他根本不知道除了帖括、训诂词章之外，还有所谓的学问。十七岁中举人，主考官李尚书认为他“国士无双”，把亲妹妹许配给他，后又携他去京参加殿试，下第，回家途中到上海，购得《瀛环志略》，读完后方知道有五大洲各国，兴趣大增，看到上海制造局有许多种西书译本，想全部买来一读，无奈袋里没钱。恰好结识了陈通甫，又通过他得以拜康有为为师，自此才真正开始做学问。
小时候的启蒙教育对一生的成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说他胆子为什么那么大，来自于他的心，来自于他父亲是军人，来自于父亲从小对他严格的教育，养成了他善良、坦诚、爱憎分明的性格。
爱国永远是立身之本，有爱国心，不管世界如何变化，都不会走差道。不管祖国是富裕或贫穷，都没会做有损于祖国的事。
在他逝世的时候，北京和上海都召开了追悼会，无数人自发地参加。这是梁启超一生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他几乎受到各个方面的欢迎和重视。但是，也正因为如此，梁启超也被称为在政治上是“善变”的。
梁启超的确是“善变”的。
他支持过变法维新，也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
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
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
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
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
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直接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
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
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
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