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在首篇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显然，罗曼·罗兰要用英雄主义的精神来矫正时代的偏向。在罗曼·罗兰看来，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伟大是痛苦和孤独，是自我同无形物的抗争。在同一引言中他还说：“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伟大的人。”他正是紧紧抓住了英雄伟人痛苦的心灵，把战胜苦难作为衡量英雄的一把闪亮标尺。而他的《名人传》就是揭示人类历史上三位苦难英雄的心灵传记，他们是19世纪德国伟大音乐家贝多芬、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著名雕塑家米开朗琪罗、俄国文坛巨子托尔斯泰。 他在《贝多芬传》的结尾这样写道： “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的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用痛苦换来欢迎。”确实，“用痛苦换来欢乐”正是罗曼·罗兰追踪贝多芬一生命运的视野，这句话构成了《贝多芬传》内在的紧张和扣人心魂的思想魅力之所在。 是什么支持着贝多芬？是不向皇权低头的品质，是不被金钱收买的决心，是扼住命运咽喉的勇气！正是依靠着这些超凡的精神力量，贝多芬越过了人生的无数个痛苦险峰，达到了对人生最清醒的领悟。 如果说《贝多芬传》是英雄主义的号召，是力的颂歌，那么《托尔斯泰传》则是一首安魂曲、一支哀歌，一阕送葬曲。贝多芬伟大的痛苦是因为他在人生的盛年遭到厄运，托尔斯泰伟大的痛苦在他自身主观意志的选择。 《复活》是托尔斯泰暮年的又一部力作，罗曼·罗兰所说：“妻子、儿女、朋友、敌人都没有理解他，都认为他是堂·吉诃德，因为他们都看不见他与之斗争的那个敌人，其实这个敌人就是他自己。” “托尔斯泰，你是否依照你所宣扬的主义而生活！”他痛苦地回答：“我羞愧欲死，我是罪人，我应当被人蔑视。”终于，在82岁的暮年，托尔斯泰在一个寒冷的冬夜，独自逃出了家门，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号啕大哭，对守在他周围的人们说道； “大地上千百万的生灵在受苦；为何大家都在这里只照顾一个列夫·托尔斯泰？” 其实，托尔斯泰发出的是对苍生的疑问，也是对痛苦心灵的回应，在这里我们分明又听到了贝多芬对生命的欢乐歌唱。 这就是罗曼·罗兰在《名人传》里留给我们的永恒的精神光芒。
罗曼 • 罗兰是《约翰 • 克里斯朵夫》的作者，在他的笔下始终贯穿一股英雄主义的激情，讴歌那些为理想而飞蛾扑火似完成自我实现的人物。《名人传》是他为三位在不同艺术领域里取得巨大成就的卓越的艺术家作的简要的传记，有乐圣贝多芬、画圣米开朗琪罗以及俄罗斯著名作家列夫 • 托尔斯泰。与一般记述名人生平的传记不同，罗曼 • 罗兰在这部三人传记里运用了史诗风格的写作手法，并未局限于对人物事迹的简要介绍，而是重点突出了对他们人生中的苦难的描述，以及面对苦难时所抱持的态度。读过才知道，在这样三位于各自领域内做出过令后辈高山仰止的成就的英雄心中，居然埋藏了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痛苦。贝多芬的失聪，让他遭受了作为音乐家的最大的打击，他曾不只一次地陷入绝望，以至在成功指挥了一次音乐会后看到观众热情地向他祝贺，竟兴奋地昏了过去。米开朗琪罗一生的悲惨命运更多来自于他软弱的性格，罗兰形容他的创作灵感就像天才爆发一样，几乎不需要特别的触动和培养，他就拥有了常流不竭的创作潜力。但米开朗琪罗除了捍卫他的艺术才能本身外，一生都在受别人的摆布，陷入过派系的纷争，还屈从于教皇反复无常的旨意，虽然在绘画和雕塑上都有惊人的作品问世，但就米开朗琪罗本身的想法来说，他未能将头脑里完美的构想真正地付诸实践。个人想法的局限和外在的条件始终牵着他由一件作品的开工转向对另一件作品的注意，对不断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来说，草草收尾总是一种失败。更令他生活地雪上加霜的是，他个人的际遇也没有进入到一个安详平和的境地，纵有非凡的才华，手头却时时拮据，还要经常关照他不成器的孩子和侄子们，这个天才被平常琐事占去了大部分的精力，世俗的赞誉似乎也无力将他解脱出来，临到人生的终了他也觉得留下了太多遗憾。人生总是这样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享誉文坛并被同时代的读者顶礼膜拜的列夫 • 托尔斯泰也摆脱不了自身固有的矛盾，甚至在他成名后前来拜访他的崇拜者们把他随口说的一句话都奉为神谕时，托尔斯泰还没有追索到心中希求的境界。艺术家们在探索的道路上永无止境地更新自己、超越自己甚至否定自己，就像歌德笔下的《浮士德》那样寻求一个终极的完善。托尔斯泰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超越民族局限放眼人类生存命题的大家了，他甚至启发了甘地施行了20世纪震动世界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 • 卡列尼娜》这样的巨著，尽管后者的艺术水平较前者达到了更完善的境地，达到托尔斯泰成熟期小说创作水平的顶峰，但遗憾的是两部作品还是带有托尔斯泰式理想的局限性。在作者看来，托尔斯泰是过于沉浸他宣扬的“博爱”主义的信条当中去了，因而在他晚年才会在研究基督教上花费了十足的气力，以至未能创作出更具超越性的作品。艺术是要完全脱开了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未免会变成仅具有精致的观赏价值的空中楼阁。托尔斯泰一生富足，也不愿离开他出生的那个庄园，正因他贵族的出身，对下层古难的体察未免浅尝辄止，浮于表面，他对俄罗斯转型期间的社会矛盾认识不足，必然地与高尔基等革命作家划开了界限，类似与胡适与鲁迅之间以及鲁迅与共产党作家之间的界限一样。托尔斯泰太相信博爱的力量了，才主张甘地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态度，他对动摇封建主统治基础的态度也摇摆不定，索性投入到对宗教信仰的热望中去，这是源于思想基础的痛苦，同样折磨着名人在艺术完善的道路上必然要遭遇困境重重。
《名人传》给我们展示了被视为远景的艺术家的内心世界里挣扎的矛盾，一生里承受的思想纠结的压力，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的挫折，有贝多芬的来自身体生理上的，有米开朗琪罗的来自性格和周围压力的，有托尔斯泰的来自内心追求与现实情形的矛盾的，困苦的形式有许多种，承受的心态却一往如常，只能解开心里的郁结，才进而可以突破强势的藩篱，由此也可见作用于内心的痛苦虽在表面上很少留下痕迹，但对这种矛盾的解脱还是要靠自己的逐渐撤限。献身于艺术的名人可能更难做到这一点，要亲手打破辛勤建立起来的局限的确有如切肤之痛，也当然地和名人的品性有关。如何看待突如其来或悄然成长起来的苦难，也能决定名人们在艺术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前人的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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