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一：形容政改的“Sick Man”，曲解成嘲讽体质的“东亚病夫”
近日，原新华社记者李竹润出面澄清称，国内流传多年、影响甚广的谣言“西点军校学员学雷锋”，是他在1981年一时不察，以笔名“黎信”引入的一则西方“愚人节新闻”。揆诸历史，此类有意、无意酿成巨大影响的谣言甚多。仅以晚清民国为限，择其影响最深者，试举三例：
“东亚病夫”一词，在中国近代所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涛之规模，已无需多言。惟西媒使用该词形容晚清中国，其初衷所指，与国人体格并无丝毫关系。溯其根源，如《上海体育志》所言：1896年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所谓“租界英文报纸”，系指《字林西报》，所谓“专论”，当日的改革派刊物《时务报》曾登有中文译稿，名曰《中国实情》。文章主旨，乃是 针砭当日清 廷 改革失败 。开篇即谓： 清 国政治， “麻木不仁久矣” ，乃是“病夫” （Sick Man） 。全文并无一字提及国人体格。
事实上，直至今天，作为一种使用习惯。“Sick Man ”一词仍时常出现在西方媒体的政治新闻标题中。如《The Economist》杂志，即有报道如下：《The sick man of the euro》（1999/06/03）、《Reviving the sick men of Europe》（2003/07/24）、《The real sick man of Europe》（2005/05/19）……
第一次使用“病夫”一词形容国人体质者，实是晚清舆论第一喉舌梁启超。在1903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指责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 ……绝无运动……以文弱为美称……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此后，洋人骂国人乃“东亚病夫”之说，伴随当日“民族主义救中国”之风潮，愈传愈广，骤成“定论”。①回溯此种扭曲，当日虽有鼓动民族情绪之奇效，却也使国人浑然忘却了“Sick Man”一词对中国政治改革应有的鞭策。
例二：“捕杀汉兵”谣言下的求生本能，开启清王朝灭亡之门
辛亥年政权鼎革，“武昌首义”之功勋，曾是革命党各派系争夺的焦点。其实，促成“首义”的最关键因素，应是“谣言”。
当年初夏，“八月十五杀鞑子”之说，已传遍武汉。作为因应，湖广总督瑞澄下令，自闰六月（7月26日）始，武汉刀店售卖刀具，须刻明牌号，凡购买五把刀以上之顾客，须登记姓名住址。并突击命各兵营提前一天过中秋，以打乱可能的预定起义日期。
中秋无事，谣言渐息。10月9日，革命党人制弹时不慎爆炸，引来搜查，谣言又起。先传言“正按花名册捕杀党人”，稍后，又变异为“正按有无长辫捉拿党人”，再变异为“正编制汉兵花名册，要捕杀所有汉兵”。——事实是，湖广总督瑞澄已采纳多数新军军官建议，拟销毁缴获的花名册，对军中党人不予追究。
如果谣言没有发展到“要捕杀所有汉兵”的程度，所谓“武昌首义”很可能就不会发生——即便是最乐观的统计，当日武汉新军中，能够勉强被归入革命党者，亦不足八分之一。革命党骨干刘公也承认：“孙武在士兵中做工作，……有一段时间，士兵们胆怯了，他们……不愿明确承诺在确定的时间参加革命。我们多次举行秘密会议，最后认为去诱导他们中的一些人参加革命的惟一办法是威胁说，如果他们不参加就会被炸死。”——显然，绝大多数的士兵们并不愿为“革命理想”而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惟“要捕杀所有汉兵”的谣言将其逼入“今反亦死，不反亦死”的绝境，“首义”始在革命党人的计划之外，陡然爆发。②
1924年：孙中山“被逝世”
1924年5月13日、14日，路透社连发专电：宣布孙中山因脑膜炎逝世，这一消息迅速在海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各界纷纷向报馆探寻，此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在香港，英文《商务日报》和《德臣西报》率先登出“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据《德臣西报》称“中华民国元祖，及可称谓中国最著名之孙中山，于今晨点半钟在广州逝世”。在上海，14日午后“孙中山逝世”的惊人消息即传遍全市。上海《民国日报》报馆成了心存疑虑者探访的中心。当时，上海各大报馆俱已找出孙中山的肖像，赶制铜版，预备四边加一个很厚的黑边，第二天印在报上。一些心急的报馆已经将孙中山肖像铜版发交排字房。噩耗一直未被证实，于是又从排字房将铜版撤回。5月16日，广东警务处以造谣罪拘捕了路透社驻广州访员黄宪昭，谣言方告平息。
1928年：子虚乌有的摄魂事件
1928年三月底的一天，住在南京下关一带的姚张氏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坐马车去了城东，转了一圈之后回到了城西北的家中。当晚，孩子开始发烧。姚张氏以为早春料峭，小孩受了寒气，便请大夫抓了驱寒的药。然而，第二天小孩高烧不退，开始呕吐，身上还出现了类似淤青的斑点。姚家人开始惊慌。当他们得知姚张氏头天带小孩去了城东，顿时感到大祸临头。一向很少出门的姚张氏，不晓得南京城里，正在流传着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
据说，从1925年开始修建的孙中山的陵墓即将完工，石匠需要160个童男和160个童女的生魂以合上龙口。为了得到这些童男女的灵魂，市政府正在进行户口和学龄前儿童调查，要把小孩的生日时辰报上去。南京东门一带，已经有好几个孩童被摄走灵魂而夭亡。姚张氏的儿子三天后死了。姚家人悲痛欲绝。街坊邻居对此更为恐慌，中山陵摄魂的谣言逐渐在全城蔓延。
当谣言刚开始传播之际，南京市社会调查处马上报告教育局，请教育局通令各小学，细致耐心地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纯是为了市民利益，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辟谣。 4月2日，南京特别市教育局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的意义，以此消除市民的误会。很快，教育局就发了一张白话布告，解释中山陵需要小孩灵魂之事纯是谣言惑众。
教育局的解释所起的作用看来颇为有限。 4月中旬以后，摄魂谣言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由于此时摄魂谣言中的受害者不再限于孩童，南京城里的成人也纷纷在身上挂一个红布口袋，里面装上茶叶、桃树叶、生米和七小块妇女月经布，以此来辟邪。
4月17日下午两点，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次研讨会。
农、工、商、妇女团体，公安局各区官佐、新闻媒体，共50多人，从生理学、心理学的维度探讨防治谣言之法。根据医生诊断，孩童和市民死亡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传染病“拉麻症”。正是在修建中山陵这个背景下，东门一带孩童染病死亡这一偶然巧合，配合学龄儿童调查这一契机，谣言得以讹传蔓延。
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了。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市长也于次日下午向公安局职员训话，要求扩大民众的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 19日下午，他又在第一通俗图书馆召集南京64个团体谈话。详细解说摄魂谣言的种种，请各团体向亲朋好友宣传，详为解释。当天，南京市市政府也发布了政府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了对市民扭送公安局的“妖妇”的审讯结果，证明所谓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
(摘自《看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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