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这样的观点“媒介即信息”，媒介对于人们的影响和渗透无处不在。在信息和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危机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我们。那些突发、大范围的公共危机事件对经济、社会和人们的心理造成不容忽视的冲击。回顾这些年我们国家发生的公共危机:98年的特大洪涝、03年的非典、05年的禽流感、以及2008年的雪灾、汶川大地震,一场场灾难到现在还历历在目。这一切的公共危机事件都是政府、公众、媒体等诸多方面都必须面对的。公共危机不仅考验着政府的应变能力,同样也对各大媒体提出了挑战。政府如何利用媒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媒体沟通环境,从而很好的解决公共危机和减少危机所带来的损失，这是当前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所关心的重要话题。
二、公共危机及媒体的概念界定
1·公共危机。即由于自然灾害或者社会机制在运行过程中失灵而引发的可能危及公共安全和正常秩序的危机事件。公共性危机根本在于其公共性,其中当事人是一定区域内的危机侵害的所有公民。公共性危机涉及的范围很广,极易引起社会的普遍恐慌。因此,能否很好的处理好这些公共危机,直接决定了政府执政能力好坏。
所谓公共危机管理则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
2·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是由信号、声音、文字、图像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组合而成的面对大众的传播信息的媒介。媒体的内容则应该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按照市场的实际需求不断更新,确保其完整性、准确性和有效性。传统的四大媒体分别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
新媒介环境。新媒介是相对于传统媒介的一个概念，其内涵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所有新兴出现的传播方式都属于新媒介的范畴。在现阶段，新媒介主要包括手机媒体、IP电视、BBS（网络论坛）、聊天工具（QQ、MSN等）、博客、播客等。由这些媒介所组成的传播环境即新媒介环境。
三、媒介在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作用：缓解危机与形成良性的社会舆论
媒体是一切社会信息借以公开扩散的手段和载体。新闻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宣传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主要工具，是社会信息传播的主渠道，是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是社会监督的瞭望者。
新闻媒体作为舆论工具，能够反映舆论和引导舆论的功能。也就是说新闻媒体具有“议程设置”功能。在阶级社会中，新闻媒体反映舆论不是“有闻必录”，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什么多报道，什么少报道，如何报道，如何加以分析和评论，都会把舆论引向某种特定的方向。正是由于媒体的这种功能，社会一旦发生重大公共危机事件，媒体就承担着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于此同时，新闻媒体是舆论的载体和放大器，某种舆论一旦载入新闻媒体，便会传播天下。鉴于以上功能，新闻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形成、发展起着巨大作用,同时对公共危机的缓解和政府危机管理有着重要的影响。
美国学者格伯纳认为：大众传媒不仅是现代社会的“故事讲解员（STORY-TELLER）”,而且是缓和社会各异质部分的矛盾与冲突的“熔炉”（MELTING-POT）,在这个意义层面，现代媒介是维护现存制度的文化武器（CULTURAL ARMS）.
四、新媒介环境下公共危机的信息传播特点
（1）信息传播迅速
新媒介环境下传播渠道丰富，传播成本经济，传播程序高效，潜在传播主体数量众多且分散在各处。在公共危机来临的时候，通过新媒介发布信息的速度非常快，超过传统媒介。更为重要的是，草根主体传播的速度又超越了官方传播主体。这种速度，体现在信息的发布上，也体现在信息的扩散上。
案例：汶川地震。
（2）信息传播全面与多元
公共危机蕴含的信息量极大，传统媒介虽然拥有优秀的记者群，有高质量的信源，但在信源总量和丰富性上远不如新媒介，再加上版面或播出时间的限制，把关制度的限制，大量有关公共危机的信息是在新媒介环境下进行传播的。新媒介环境下信源分布广泛，以巨大的互联网空间和丰富的传播渠道为平台，他们对公共危机信息的发布更为全面。除了转发传统媒体和官方媒体的信息外，很多信息属于原创。
案例：“7·13广西靖西群体事件”中，当地百姓通过博客上传的视频、通过博客或论坛发布的消息是人们了解这次群体性事件的重要途径。截至7月18日晚10点，新浪、搜狐和网易等网站关于这次事件的博客文章总数超过上千篇。
而手机、网络聊天工具除了可以发布消息外，更因其超强的互动性成为了各种信息转发的平台，各种新媒介的相互交叉使得信息呈几何级数增长。在把关制度比较松散的新媒介环境中，大量信源提供的海量信息中存在着各种视角，信息本身以及对信息的解读呈多元状态。
案例：在此次“7·13广西靖西群体事件”发生后，铝厂污染等话题在新媒介环境下都有相当的人群予以关注，当他们在传播、分析、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又带有自身的意志，于是在新媒介环境中就形成了以各种视角看各种问题的多元化现象。
（3）流言滋生，谣言肆虐
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根据美国心理学家G.W.奥尔波特的理论，R=I*A.流言的流通量（R）与问题的重要性（i）和涉及该问题的证据的暧昧性（a）之乘积成正比。根据对流言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公共危机发生时，新媒介环境是滋生流言的土壤，因为：公共危机蕴含的信息量极高，在人们心目中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人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有关信息；传统媒体由于采编能力、报道篇幅和把关制度的限制，不可能做到全面地发布有关公共危机的所有信息，在某种层面上造成了正规传播渠道的缺失；在新媒介环境中，信源很大程度上的匿名性和免责性造成了发布信息的随意，很多信息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表明观点的证据往往具有煽动力却经不起推敲。
五、现阶段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与媒体应对困境
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及讯息正在日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并已成为多数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成为人们“身体的延伸”。[1]以美国为例，水门事件让尼克松总统下台，拉链门事件让克林顿总统遭到弹劾，白宫与其他各级政府既注重借助媒体的威力宣扬政绩，又时时注意防止媒体泄漏有损他们形象和威信的“机密”。在今天的中国，媒体也越来越介入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很多政府官员可以说是和媒体“形影不离”。到了办公室，首先要做的事就是看报纸;进了家门，不管早晚，都会看一眼报纸，扫一眼电视新闻，大到国际时局，小到街巷市容。政府官员通过媒体来学习时政、解读形势、了解动态，还通过它来发布新闻、动员社会，进行公共管理。然而随着媒体重要作用的发挥及其权力的扩张，媒体开始让政府官员对它“爱恨交加”。说“爱”它，因为工作需要它，离不开它;说“恨”它，因为媒体越来越“不听话”，经常让官员“出丑”、“难堪”，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媒体是把双刃剑，它可以宣传工作的业绩和“亮点”，也可以暴露工作的不足和“软肋”;它既能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也会忙中添乱、雪上加霜。可以说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像媒体这样让政府官员感到复杂和棘手。一个在中国官场广为流传的俗话，“防火防盗防小报”，生动地揭示了这个独特的社会现象。特别在重大公共危机发生时，媒体由于职业性质所驱使，急于报道，造成政府在处理危机事件的滞后的尴尬局面。
政府与媒体出现的权力博弈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一方面，媒体责任意识的缺失，是导致这类现象的原因。不负责任的新闻传播，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的倾向:小报小刊的“去喉舌化”、地方干部被“妖魔化”、媒体情绪的“民粹化”、对改革成果的“虚无化”。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在进行公共管理时对媒体采取的不恰当的方式，构成问题的另一个方面。社会生活变了，政府在处理与媒体的关系时也必须作出调整和应对。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门领导仍然抱着旧思维不放。他们对付媒体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躲、吵、告、怨。躲是躲记者;吵是吵报道不实;告是告媒体侵权;怨是怨宣传部门管理不力。
案例：2003年夏天，SARS肆虐中国，原国家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相继辞职。2005年底，吉林化工厂爆炸引发松花江流域污染，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辞职。值得深思的是，他们引咎辞职的原因并非是对危机事故本身负直接责任，而是未能及时向媒体进行发布，对相关信息捂、盖、压，导致了公众恐慌，引发了政府的信任危机。三年内，因为未能及时发布危机信息，应对媒体不当，让三位正部级干部辞职，这在建国以来是空前的。可见，不只是贪污腐败、失职渎职能够结束一个人的政治生命，不懂媒体，不善于应对舆论，也能够带来严重的后果。三位正部级领导干部的辞职，对个人是一种仕途上的挫折，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无疑也是一种伤害。2001年发生在南京的冠生园事件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中秋节前，南京冠生园用陈馅翻炒后再制成月饼出售的事件被中央媒体披露曝光。刚开始，企业千方百计地隐瞒事实的真相，没有正确地面对媒体，承认错误，而是以“旧馅做月饼在行业内是普遍现象”这个理由进行搪塞和狡辩，结果是企业遭受灭顶之灾。通过这些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代中国的新闻和舆论，已经不仅仅关涉媒体，它正在演变成为现实的政治和公共管理。提高政府应对媒体的能力，已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
六、应对媒体的方法与态度
应对媒体需要哪些策略和方法?归纳起来就是两句话，“事前热，事后冷”。所谓事前热，是指事前敏感，发布在前，沟通在前。所谓事后冷，就是指遇到媒体炒作要冷处理，主动和媒体沟通，不要立足于争是非，而是要注意降温，把负面影响降低到最小程度。具体包括六种应对方法。
1•政府主动为媒体设置新闻议程:用议程计划来主动引导记者。媒体在传播中的显性功能是通过“议程设置”实现的。它的提出者伯纳德•科恩就认为:“在多数的时间，报界在告诉人民怎么想时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什么时，却是惊人的成功。”[13]也就是说:媒体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着重报道什么，简单报道什么，直接影响受众。故此，媒体自己可以对报道取向进行“把关”。这样，政府应对媒体，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政府引导媒体的议程设置。或者说，把媒体议程变为政府议程的一部分。因此，应对媒体的首要方略，就是设置“政府新闻议程”。社会控制论的创始人、美国社会学家罗斯指出:社会控制就是指社会组织利用社会规范对其成员的社会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取决于整个社会如何在社会稳定和个人自由之间取得平衡，为达到社会性的和谐与稳定，社会必须有“控制”机制。[14]由此可见，就本质而言，“政府新闻议程”可以说是生活控制的一种方式。关于“政府新闻议程设置”的定义，应该包括下面几点: (1)“政府新闻议程设置”的内容应为执政者所要向公众说明的、需要引起公众关注的政策、公共信息、影响公众生活的政府行为、决策等。(2)“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必须通过大众媒体才能实现，没有大众传媒这一传播渠道，“政府新闻议程设置”不可能实现，只能是局限于政府内部运作的“政府议程”，无法达到主导舆论、影响民意的目的。(3)“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必须遵循大众传播规律和新闻规律，从而使其区别于政府行政机关内部运作的日常“政府议程”。(4)有效的“政府新闻议程设置”应该是以下三者的有机结合:政府要说明的(政策议程)、媒体感兴趣的(媒体议程)、公众关心的(公共议程)。政府要通过新闻议程设置，将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设置”成为公众乐于关注的焦点，使政府决策的权威性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力相结合，在公众当中形成广泛的相关的讨论议题，最终实现合力效应，达到主导舆论、引导舆论、影响舆论，形成有利于政府执政、树立政府良好形象的目的。具体做法就是，每年或者定期组织新闻议程的规划设计。比如，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新闻发言人全年要发布什么，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树立什么样的政府或者部门形象;哪些政策可能需要事前预案;如何定期和媒体进行沟通联谊等等。
2•完善新闻发布制度:把信息主动“喂”给记者。近年来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应运而生。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新闻发言人的任务就是围绕重大政策、突发公共事件、热点难点问题组织发布会，发布信息，解读政策，透明决策，引导舆论，起到沟通大众、服务大局的作用。通过加强和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正确、有效、及时地借助媒体实施议程设置，已经成为加强政府执政能力的突破点[15]。新闻发布实践最大的效果就是:政府声音在前，引领记者舆论，彻底改变了过去记者舆论在前，政府被动弥补在后，被舆论牵着鼻子走的状况，真正使记者围着政府转。做好新闻发布，要求政府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如果不可能公开全部的信息，那就尽可能、尽早地公开那些能够公布的信息。
3•新闻预案:把周密的解释留给记者。公共政策涉及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因此政策出台是最敏感的，也是媒体最热衷寻找的新闻来源。但是，同样一个政策，放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不同的话语、不同的地方之下，往往会有大相径庭的反映。如果不作出周密的具有针对性的解释、补充，好的公共政策会被误解、甚至被歪曲。当误解的情绪一旦与媒体的某一敏感神经相触碰而在社会上蔓延开来，媒体自己也失去了加以控制的力量。事后的解释、澄清、更正，不管是媒体，还是地方部门，都是苍白无力的。事前的预备、功课、方案，才是最主动的，最有力度的。
4•横向沟通:把换位思维传递给记者。对于地方来说，媒体的构成是相对复杂的。有中央和部省属媒体的驻在机构，有自身管辖的媒体。可以说，这个结构是扁平化的，不是金字塔形的;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面对这样的格局，单靠行政命令是无济于事的。地方政府必须通过横向的联系方式，借助地区新闻单位联席会议、通气会等形式，定期向媒体通报中心工作，交流感情，加强共识;定期开展新闻业务交流，互通有无，促使媒体换位思维，理解地方、部门开展工作的难处和实际情况，以此打破行政隶属的界限，用横向的互动、协调的手段，来形成媒体的合力。
5•批评见面:把不同声音展示给记者。如果舆论监督是采取直接上报纸、上电视的方式，那么公正的做法应该是给双方当事人公平的说话机会。应当鼓励记者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应当推广一种“批评稿与当事人见面”的做法，要求批评性报道刊发之前也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这种方法，有利于编审的把关，因为记者在采访中，难免会陷入采访对象的情境，先入为主。当然，是否刊发，并不以当事人的意见来取舍，只是以此达到兼听则明的目的，杜绝不实报道和虚假新闻。
5•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善待媒体。对于政府来说，只有加强与媒体的沟通交流，才能使媒体成为公共管理的有效手段。应对媒体的态度，就是善待二字。具体包括四个方面。
1）•理解新闻。善待媒体的前提是正确地理解新闻的功能，遵循新闻工作的规律，特别是理解新闻和宣传的联系与区别。过去，新闻和宣传被视为一回事，而现在，新闻所承担的社会功能进一步多元化，除了作为影响舆论的主渠道，新闻也兼顾市场、产业。因此，管理宣传和管理新闻是两码事。国务院网站的最新资料中，对宣传部的翻译不再是Propaganda，而是Publici-ty（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网站(英文版)http: //english. gov. cn/.）。这两个词汇有着非常重要的区别。前者强调灌输、宣传、铺天盖地的重复，后者强调公开、引导、公关。必须深刻理解这种变化:这是面对新时期媒体变化的主动应对。已经有学者就宣传和新闻的区别进行了概括。[17]实际情况是，管宣传必然要管新闻，但是如果仍然用过去管宣传的方法来管现在的新闻，那无疑是刻舟求剑，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因此政府必须深刻理解新闻所担负的新的功能，理解新闻和宣传的差别，认识当代新闻媒体的特点，在新闻工作中认真遵循新闻规律。
2）•尊重记者。善待媒体必须落实到尊重记者上。其实，不管是领导干部还是社会大众，对记者这个群体都存在着一些误解:有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觉得记者是“无冕之王”，把持着话语权，惹不起;有人一叶障目，因为一些个别的例子就把全体记者想象成为吃拿卡要的群体。实际上，记者从事的是一种艰辛的职业。现在的记者既要当好喉舌，又要承担舆论监督;既要面对挑剔的受众，又要考虑广告收入。面对如此多的责任，生理心理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记者不是敌人，而是朋友，记者既是挑战者，更是工作伙伴。尊重记者的报道权就是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尊重记者的工作就是遵循公共管理的规律。
3）•宽容舆论。宽容舆论，就是要支持舆论监督，容许媒体对政府工作的不足、缺漏进行批评。当媒体和政府的看法一致时，善待媒体并不难。当媒体发布了一些与政府部门的想法、看法不尽相同的新闻信息时，当媒体承担监督职能对政府的工作失误予以曝光时，特别是批评报道与事实不尽相同时，政府官员是否还能换位思考，遵循新闻的规律?是否还能尊重新闻媒体的报道权利?是否还能肯定他们的成绩，谅解他们的过失?这对各级政府、每个领导干部都是一种考验。要以理解的心态来面对那些进行舆论监督时有差错的记者，要以宽厚的心态来面对那些有过报道失误的媒体。因为工作的差错是难免的，舆论监督度的把握是有难度的。每个政府官员都必须有这样的雅量。
4）•服务媒体。善待媒体的具体行动，就是服务媒体。宣传部门主管媒体，应该有管理就是服务的意识。为中心工作服务，做党和政府的喉舌;为人民群众服务，做老百姓的知音;为新闻媒体服务，做新闻单位的后勤;为宣传文化部门服务，做基层的娘家。如果说组织部是党员干部之家，宣传部就应该成为媒体记者之家。各级党委、政府，都应该参与服务、主动服务。服务就是尽一切可能为媒体提供良好的工作、生活的环境和条件。媒体的事业产业发展，需要地方和部门的关心、支持;媒体举办或承办一些大型活动，需要地方和部门的配合;媒体组织重大或深度报道，需要地方、部门的联络、协调和安排;媒体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一些急、难等特殊事情，需要地方和部门的全力支持、协调和配合。只有用服务赢得了媒体的心，媒体才觉得他们被“善待”了，政府才能赢得舆论。有时态度是决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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