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的思想主张：
反社会学
伏尔泰是自然法学说的拥护者。他从自然法论的立场出发来揭露和批 判封建专制和教会的统治。他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人性或人的本能的，适用于所有人的，并且天下人都认为是公正的自然法律。
他把法律分为两类，即自然法和制定法。
自然法，适用于所有的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不偷盗，不杀人，不淫乱，不撒谎，敬父母，重互助等，这些都是自然所颁布的法律。
制定法包括国家制定的法律和教会法。法律是政治的法律，是任意制订的、纯粹民政的法律，时而设置五监察官，时而设置执政官，时而召开百人团会议或平民会议，时而成立雅典刑事法庭或元老院，实行贵族制、民主制或君主制。若以为一个世俗的立法者有可能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是代表神明制订出哪怕一条这样的政治性法律，那就是不了解人类的心意。人都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才欺骗别人的。
伏尔泰认为，自然法是制定法的基础，就是在公正的观念上奠定法律基础。 [2]
理性主义史学
伏尔泰开创了理性主义史学，把对封建专制和维护其存在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批判，作为其理性主义史学的题中之意。
伏尔泰认为理性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即“人依其理性以认识自然，也依其理性以改造社会。发扬理性，就是推动历史；蒙蔽理性，就是阻碍进步”。他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只有四个时代是理性彰显和值得赞美的时代：希腊时代艺术和科学的第一次繁荣；凯撒和奥古斯都的罗马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学问、科学和美术重新发展；路易十四时代，“人类理性已臻成熟”。至于其他时代，世界呻吟在愚昧、野蛮和迷信的统治之下。
伏尔泰在对人的理性备加推崇的同时，批判和否定压抑人的理性的封建专制和基督教神意史观。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一书中深刻剖析了君主专断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君主使人感到枷锁的分量”，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君主专断。他断言，人只有在自己的人格与自由得到尊重与保障的前提下，才能发挥自己的理性，推动社会繁荣。
伏尔泰还否定了上帝在人类历史领域中的主宰地位。在他的两部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中，伏尔泰不遗余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教士的凶残贪婪，以及信徒的宗教狂热和不宽容造成的荒诞悲剧。“宗教狂热使科学本身也变成了它的同谋者，并扼杀理性”。
伏尔泰还扬起理性主义的大旗，猛烈抨击了包括作为神学时代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世界史》的作者博絮埃在内的神意史观，肯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从而把理性主义史学摆在了应有的位置上。
政治主张
伏尔泰反对君主专制制度，提倡自然神论，批判天主教会，主张言论自由。他被广泛传颂的一句话是（为后人杜撰，非伏尔泰本人所说 ）：“我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法文：Je ne suis pas d'accord avec ce que vous dites, mais je me battrai jusqu'à la mort pour que vous ayez le droit de le dire。 英文：I disapprove of what you say, but I will defend to the death your right to say it。）”这句话代表了他对于言论自由的主张（伏尔泰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这句话是Evelyn Beatrice Hall在1906年出版的传记《伏尔泰的朋友们》中，为表达伏尔泰的观点整理杜撰出的）。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说天主教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他号召“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骇人听闻的宗教狂热作斗争，一些人咬住他的耳朵，另一些人踩住他的肚子，还有一些人从远处痛骂他。”
伏尔泰是一个自然神论者，提倡对不同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的态度，他终生与宗教偏见作斗争，但又认为宗教作为抑制人类情欲和恶习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要统治人民，宗教是不可缺少的。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
伏尔泰信奉自然权利说，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他把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理想化了，认为最理想的是由“开明”的君主按哲学家的意见来治理国家。伏尔泰在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反映上层资产阶级的利益，主张开明君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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