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M2/GDP比值高于美国数据，更多反映了中国不发达的资本市场，而不是货币超发。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告诉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M2主要体现了储蓄和金融财富的需求，你要把美国的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和货币市场都弄在一起，这个金融资产的规模要远远大于中国，而中国的M2基本就是中国所有的金融资产。”
拓展资料早在1991年，现任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
易纲，在
《中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货币化进程》一文，其在文中发问：为什么改革以来中国货币供给的增加，远远高于国民生产总值(GNP)增加值与物价指数增加值之和。
在分析了价格指数偏低假说、被迫储蓄假说之后，易纲认为，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货币供应的
增长率持续高于GNP增长率和
通货膨胀率之和所多出的“超额货币(excessmoney)”，主要是被市场化改革推动的货币化所吸收。
所谓货币化，是指当年农产品市场化、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增长带来新增的额外货币需求，从而使经济运行中货币用量增加。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以土地招拍挂和住房改革为代表的实务货币化更是吸纳了货币供应量。
周小川在《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中称，由于过去中国所统计的实体经济只涵盖物质部门、不包括服务业，所以，随着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及经济快速发展，货币供应量很快就超过当时统计口径的“实体经济”的需要，表现为超经济发行，即所谓“货币超发”。但实际上，货币供应不仅是满足实体经济的需要，还需满足服务业及金融市场的需要。
一家知名机构首席经济学家这样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易纲和周小川的提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们并不能进行量化解释，虽然一部分超额货币是被各种货币化用掉的，而多少是被剩余形成了通货膨胀呢，这才是民众抱怨货币超发的直接原因。”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解释“变量”之谜，一种可能是中国GDP被低估了，另一种可能是CPI被低估了。
朱海斌倾向于后者：“我们注意到，CPI只是统计房租而没有统计房价，因此货币超发的一部分可能是被房地产市场(包括土地)吸收了。”
但从1990年至今，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几乎涨了60多倍。即便算上房价上涨，同期的物价水平似乎也没有这样的规模涨幅。因此也有一些学者认为，GDP被低估也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