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中的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君权的根本在民.例如,《左传》哀公元年记,吴师伐陈,因为十二年前吴先王阖庐伐楚时陈未肯站在吴的一面.“吴师在陈,楚大夫皆惧,曰：‘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今闻其嗣（指吴王夫差）又甚焉,将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无患吴矣.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器不彤镂,宫室不观,舟车不饰,衣服财用择不取费.在国,天有灾疠,亲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军,熟食者分而后敢食,其所尝者,卒乘与焉.勤恤其民,而与之劳逸,是以民不罢劳,死知不旷.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败我也.今闻夫差,次有台榭陂池焉,宿有妃嫱嫔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从；珍异是聚,观乐是务；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夫先自败也已,安能败我?’”
十二年前吴伐楚,入其都城郢,楚几乎亡国.这时吴王夫差的兵力看样子比阖庐时更强,所以楚国的大夫们大夫们一见吴出兵就感到震惊.这并非是全无理由的.可是唯独子西看到了问题的深层实质.他指出,阖庐之强,全凭爱惜民力,从而得到人民的效力；夫差之“强”,则靠滥用民力,从而在实际上是在为其自身的失败准备了条件,当然对楚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威胁了.子西看到了一个国君的权力的盛衰存亡最后取决于人心的向背,说明了君权的真正基础在民.
第二,立君的目的在于保民.例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在这一段引文里既包含了邾文公的思想,也包含了《左传》作者通过对于邾文公思想的评论而表现出的思想.当占卜说明迁都利于民而不利于君的时候,邾文公认定利于民就是利于君,因为他认为天立君的目的就在于养民,不思利民就不配为君；能利民才说明君的称职,为君而能称职才算有利.所以他不把利民与利君对立起来,而认定利民就是利君.他的左右却有不同的看法,以为迁都危及国君生命,不迁才有利于君.他们考虑的是国君作为个人的生命之利,而非其作为国君的使命之利.所以邾文公为他们解释了命的意义.他说“命在养民”,这个“命”就是国君的使命；而个人的生命短长,那不过是个时间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意义.所以他坚决迁绎.《左传》作者对于邾文公只作了两个字的评论：“知命.”这就是说这一位国君知道他为君的使命.可见立君为民原是当时流传的一种思想认识.
这种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可以无民,也不可以无君.立君为民,民为目的,是重要的；但是无君即无以达到为民之目的,所以君也是重要的.这里也有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左传》作者在这种关系中仍保持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第三,如果君不称职,民可以批评以至反抗.例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这一段文字既说明了子产主张让人民批评执政者的思想,又说明了孔子对于子产思想的赞同.子产以为,执政者只有听见人民的批评,才能及时地改正错误,才能利民；而利民才可以避免人民的反感的积累,从而才能避免大的政治动荡.这可以说是既利民,又利君.而在这君民张力的关系中,子产和借孔子的话来表达自己思想的《左传》作者坚持了以民为本的思想倾向.
又例如,《左传》庄公十八年冬记巴人伐楚,次年春又记：“楚子（指文王）御之,大败于津；还,鬻拳弗纳.遂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诸夕室；亦自杀也,而葬于絰皇.初,鬻拳强谏楚子,楚子弗从；临之以兵,惧而从之.鬻拳曰：‘吾惧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也.楚人以为大阍,谓之大伯.使其后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谓爱君矣；谏以自纳于刑,刑犹不忘纳君于善.’”
鬻拳对于自己的国君,一方面敢于实行兵谏,以至在国君战败时拒其回国；另一方面,在做了这些事以后,又十分惶恐,以至自刑、自杀.这显然是一种很矛盾的现象,其原因何在?当他兵谏和拒君的时候,他是认为国君没有尽到国君的职责,因而必须用一切手段来督促或迫使国君尽其职责；当他对国君实行暴力以后,他又认为自己犯了辱君之罪,因而不敢自爱而自刑、自杀.正是因为他自觉地认识到后一点,所以他在做前一点的时候也并非自肆害君,而是出于爱国爱君之忱.《左传》作者假“君子”之口说鬻拳爱君,道理就在这里.不仅《左传》作者认识到了这一点,楚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不然,他们就不会让鬻拳的后代继承他的官职以表对他的报答了.从这一件事又可看到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作者在这种关系中仍然是以民为本的.
又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记,鲁昭公流亡在外多年后死于乾侯,晋国大夫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罪,何也?”史墨回答了一大套话,其中最重要的是,“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主所知也.”
赵简子（鞅）看到鲁君被季氏流放而死于外,以为是不正常的,而鲁国的人民却无异议.他于是问史墨原因何在?史墨的回答很明白：首先,从逻辑上说,国君而不勤民,就是未尽为君之责；为君而未尽为君之责,自然会被人民遗忘；被遗忘了的国君流死于外,自然不会发生人民的抗议.从历史角度说,改朝换代,君臣易位,自古以然,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呢?终极原因还在于君是否能尽其为君之责.君不忘民,能勤民事,民亦不忘其君,这样君位就可以维持下去；否则,君位就不能维持下去.这里再现的还是君民之间的张力关系,而《左传》所引的史墨之言仍然重在以民为本.
更能说明《左传》作者民本思想的是宣公四年关于弑君的凡例：“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所谓“称君”,就是只写被杀国君的名字,不写杀君者的具体人名,而写某国或某国人弑其君.古人以直呼其名为不敬,称君之名就表示此君不足敬,已说明其无道；不写具体杀君者的人名而称某国或某国人,则说明此次杀君并非某个人的行动,而是国人对此君都已不能容忍,皆有杀之之心.在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凡国人皆曰可杀的国君被杀,就不是杀君者犯了罪,而是被杀的国君无道而该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被杀的国君违背了其为君的职责,即君以保民的职责.君与民在这里同样处于一种张力关系之中,《左传》的弑君凡例在这种关系中显然以民为本.
死时刘安尚未封为淮南王,所以伪古文《五子之歌》“民为邦本”之说非始出于《淮南子》,而出于上述三书.
温馨提示：答案为网友推荐，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