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妇女运动：从历史深处到现代变革
第一阶段，以废奴运动和女权先驱如卢克丽霞·莫特的推动为标志，1848年塞内卡秋季大会上的“情感宣言”提出了平等权利的诉求。尽管未立即赢得投票权，但这场运动开启了女性教育平等的新篇章，她们的斗争促进了社会进步。然而，19世纪末美国妇女虽在教育和就业上取得突破，但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却遭遇保守主义的阻力。20世纪初，美国和英国的妇女们采用激进手段，如罢工和绝食，终于在1920年在美国实现了女性的选举权，但战争时期的中断和二战后家庭角色的回归，使得运动一度沉寂。
进入60年代，妇女运动再次觉醒，西蒙娜·波伏娃的《第二性》虽影响力有所减退，但贝蒂·弗里丹的《神秘的女性》如同春雷唤醒了沉睡的觉醒。大学生和教师成为新的引领力量，她们关注就业歧视和性别薪酬差距，批判消费主义的束缚。1968年，女性从学生运动中独立，成立妇女激进行动机构（WRAP）和妇女组织，她们不再满足于法律改革，而是寻求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激进女权主义如纽约激进女性的崛起，揭示了男性主导社会的压迫本质，而《面包和玫瑰》则阐述了斗争的全方位性，催生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派别的繁荣。
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和有色人种女性的女权运动崭露头角，她们将全球化的议题引入，关注第三世界女性面临的复杂挑战，如暴力和殖民主义。尽管20世纪80年代保守思潮加强，女权主义面临挑战，但其观点依旧深入人心，激进组织和社会运动活跃不息。
进入90年代，文化机构和学术界开始更多地探讨女性议题，女性研究的成果广泛传播，卫生环保也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然而，女权运动的性质发生了转变，从早期的群众运动转变为更多通过组织活动和学术表达，成为一种观念而非运动，失去了早期的锐气。但年轻的女性并未因此而退缩，反而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继续推动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的议题。
女权观念深入人心，虽不再局限于传统运动形式，但其前瞻精神并未消逝，正如芭芭拉·爱泼斯坦在《每月评论》（2001年5月）中所言。今天的女性，无论是通过传统手段还是创新途径，都在持续为性别平等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