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郑伯克段于鄢”的地缘背景
《郑伯克段于鄢》里面一共出现过四个地名，分别是：制、京、焉、共。让我们在图上先仔细观察一下这四个地名都在哪里，它们与郑国的地缘结构又有什么样的关系。（见下图）
一、庄公即位时的背景
郑庄公的母亲从心里是希望小儿子“段”继承君位的，问题是郑武公并不赞成这种作法。特别是郑武公去世时，继位的庄公刚满15（虚岁），在古人看来，这个年龄只能勉强算是“舞象之年”，也就是刚好够上上战场的年龄，而“段”的年龄显然是未成年（比庄公小三岁）。
将一个刚刚稳定下来的新国家，交给一个未成年的儿子并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何况这也有违礼法。由此看来，那位“武姜”夫人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历来的君位之争，都是存在变数的，即使是王室未迁之前，各国的宫廷政变也是时有发生。对于庄公来说，那个一天天长大的弟弟就是他最大的威协。
二、武姜的思考以及庄公的应对
庄公继位时，“段”的年龄只有十一、二岁，在这种时候就以他为主策划政变并不是个好主意。因此为他寻找一块有地缘潜力的封地，积蓄力量是稳妥的办法。
武姜为小儿子选定的封地叫作“制”，也就是东虢故地——虎牢。那个从小不受母亲喜爱的庄公当然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将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交给自己的政治对手，无异于将性命交给了对方。
因此庄公拒绝了这个要求，拒绝的方式也很委婉，按照史书的记载就是“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意思就是：虎牢之地是个险要的地方，当年东虢的君主就是因此而身亡（也就是说我不愿让弟弟去承担这个风险）。如果要其他的地方，我都会听母亲的。
我们知道，新“郑”国的核心区就是东虢和郐国的故地。其中最为重要的城邑有三个，最北边的就是东虢故地“虎牢”（也就是郑人所称的“制”地）；中间的是东迁之初所建的初都“京城”；最南端的则是郑人在郐国故都附近所修建的新都“新郑”。
既然“制”地已经被庄公所否决了，并且理由显得那么的善意。而将从庄公手里“抢楼”，将都城“新郑”作为段的封地，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非常规的想法。因此无论是谁，都会将第二方案锁定在“京城”之上。
由于当年恒-武两公的悉心经营，“京城”的规模已经非常宏大了。以至于在后世它的行政级别被定为“县”的时候，不得不在城中间修了一道城墙，以使它不至于超越一个“县”城所应有的规模。将这样一个位于核心区中央，而又规模宏大的城邑交给“段”，危险指数并不会低于让出“制”地。只是庄公既然已经答应了母亲，也就只能认可这样的结果了。
非常有可能的是，武姜当时想要的就是“京城”，因为这个位于郑国中心的城邑更能切割庄公所能控制的土地，而先提出要“制”地不过是一种技巧罢了。这种给对方下套的做法。，无论是在生活当中，还是在商场，都屡见不鲜。
三、段的行动以及庄公的应对
最终的结果也是向着有利于“段”的方向发展的。占据了郑国的中心之后，“段”很自然的开始向北和西两个方向蚕食。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郑国将会由北向南一分为二形成对抗。对于武姜和他宠爱的小儿子来说，并非没有相似的案例可循。因为与此同时，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小宗代大宗的好戏，那个于被称之为“曲沃桓叔”的晋国贵族，已经率先向君位发起挑战，这一举动无疑具有榜样的力量。（注：曲沃桓叔被封曲沃的时间为公元前745年，而郑庄公继位的时间为公元前743年）
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段”具体是哪一年被封到“京城的”，不过在公元前722年，双方的矛盾终于开始爆发了。这离郑庄公继承君位已经有23年了。对于段来说，他需要时间来积蓄力量。而对于庄公来说，他同样需要时间来布局。
尽管在后世，帝王们往往只需要发现有人有谋反的企图，就会毫不手软的将之扼杀于萌芽状态。在这种时候，与帝王的血缘关系并不会成为救命的稻草。相反，在大部分的时候这正是惹来杀身之祸的原因。但在周之礼法尚有余威的时候，郑庄公并不愿意承担道义上的风险。也就是说他需要等待“段”的意图表露无疑的时候再动手。这与他们共同的母亲——武姜，尚在也不无关系。
郑庄公的这种等待，也让他的大臣们感到不安，对此他的回答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当然，郑庄公创造性的总结出这句名言，并不代表他真的只会等待结果的发生。对于一个即将创造春秋霸业的人来说，他只是在等待时机罢了。
最终的攻击还是由郑庄公发起的，结果是“段”不得不向南跑到了一个叫“鄢”的地方。按照中国人一贯的做法，这个地名也被保留了下来，现在它的名字叫作“鄢陵”县，行政归属河南省许昌市。
不过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南方正是郑国扩张的方向。无论鄢地当时是否已经为郑国所吞并，它的左近都没有其他大国为它提供保护。因此郑庄公很快又攻下了鄢地，而“段”这一次必须寻找一个大国，来请求政治避难了。而另外三个中原强国鲁、宋、卫都是有力量为他提供保护的国家。
“段”最终的选择是越过济水、黄河，到卫国去寻求保护。对于段的这种忽南忽北的大范围转移，后世的我们可能会不太理解。这样做难道不会遇到郑庄公的堵截吗？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一是春秋之时，人口的密度较低，尚不足以铺满每一寸土地。也就是说，城邑及它的周围才是人口密集之处，而城与城之间存在大量的未开发土地。尽管他们在名义上可能属于某个封国，但很多时候不要说军队，就是普通居民也不会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的马够快，突围并不是一件难事。
另一个原因是中原腹地的地势平坦，并没有天然的山脉提供可以据守的关口，这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想法成为一种奢望，也让围捕者无法预知被围捕者运动的方向。
卫国将逃亡过来的“段”安置在自己的西南部，一个叫“共”的地方（目前为河南省辉县地）。“段”也被称之为“共叔段”，这种叫法有可能是因为他避难于“共”地而得名。就象他在京城时，被人称作“京城太叔”一样。不过这个“段”字终究是他的本名，他也因此成为了“段”姓的姓祖。
关于庄公与“段”之间的战争是谁先发起的，实际情况有点象苏德战争一样。在那场战争中，苏联的之所以在初期遭受重大损失，是源于他们本来也是想发起进攻的，就是说苏联前线的战略部署都是为进攻作准备的。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德国人的闪电进攻，初期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而“段”当时也正准备主动向新郑进攻，而庄公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机会。一则可以将“段”的谋反之事做实；二则可以打他人措手不及。如果 段事先能够得到消息，固城以自守的话，那么很明显，这场内战将变成一场拉锯战。
四、郑伯克段何以成为经典
郑国的这场内战之所以被引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它充分体现了郑庄公的老谋深算。郑庄公的这种深谋远虑也使得郑国能够率先从春秋诸国中脱颖而出。
经过郑恒公、郑武公、郑庄公三代的经营，郑国俨然已经具备了霸主之相。而他们也被“郑”姓人氏奉为始祖，合称“郑氏三公”。
郑国之所以能够在春秋初年如鱼得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能够依仗王室的力量。一方面王室所占据的洛阳盆地可以解除郑人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郑人也可以凭借王室这块金字招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易中天在为曹操辩解时曾提到，曹操是“奉天子以令诸侯”，而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基于曹操与汉献帝之间的关系，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
不过在春秋时期，能够拥有自己一片天地的王室，应该还是当的起这个“奉”字的。只是对于天下共主的来说，被别人“奉”起来做傀儡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能够自己发号施令才是“王”应该做的事情。
因此在郑人完成内部整合，并愈发显得霸道之时，王室开始希望能够摆脱这种尾大不掉的局面。
在郑庄公平定了“段叔”之乱后的第三年，周平王作出了一个决定，重新重用“西虢”国。当时郑庄公在朝的职位是“卿士”，这个职位和后世的宰相，现在的总理相似。而周平王的想法就是将“卿士”一职分为左右两职，这各后世的左右丞相之法类似，应该说是保持权力平衡的正常做法。只不过春秋之时以“右”为尊，隋唐之后左为尊。而这个“右卿士”的位置，则准备让搬迁至陕县的“西虢”国君来担当（也就是南虢）。
这种想法当然会让郑国人感到义愤，而面对郑庄公的质问，周平王所能做的就是否认。只是郑庄公显然并不相信这个答案，于是一出旷古未见的奇事发生了。郑国和王室互相交换质子，也就上将自己的儿子交由对方为质，以取得互信。尽管这各作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秦始皇的父亲异人就曾经在赵国为质），但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竟然与一个诸侯国互换质子，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悲哀。
这等于向天下表明，“周”在事实上已经将自己降为诸侯国的一员了，笼罩在“王”身上的光环开始消退，天下大乱已经不可避免了。
五、郑国是这场政治斗争的赢家，只是他们真的有可能笑到最后吗？
对于王室来说，事情本来并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从地缘的角度来看，当郑人在中原坐大时，秦、晋、卫三国应当能够起到平衡的作用。
问题是刚刚加入诸侯行列的秦人还正在渭河平原上征伐，在他们扫平丰镐之地的犬戎之前，并没有可能介入这场争斗之中。而晋国则一直是王室所依重的重臣，按理说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出来替王室出头。只是当时的晋国，正在上演一出大、小宗之争。对于王室来说，所有正统地位的大宗当然是被支持对象。只是以运城盆地为基地的小宗已经占据了优势，即使是大宗的晋侯有心驰援王室，也无法绕过小宗。
现在看来只有卫国能够成为可以依靠的对象了，而最终为王室出头的也的确是卫国。
在周郑交质之前，郑人可以凭借自己“卿士”的位置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其他大国虽然对于郑国的扩张忧心忡忡，但碍于王室与郑国的关系，并不好指责卫国。不过现在看来，郑国与王室的关系已经破裂到无法修复的地位了。因此周边的大国终于有机会可以对这个新来的“暴发户”群起而攻之了。
最先挑头的当然是那个同样倍受王室器重的卫国了。卫国人之所以收留了段，也是为将来在郑国扶植起一个受自己控制国君作准备。这种作法和现代政治家们的做法无异。今后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类似的例子发生。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时期，灭掉一个国家并不会是最好的选择，扶植一个对自己没有威协的国家作为缓冲，是大国们所惯用的控制手段。
从郑国的角度来看，能够让要挟王室当然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不过这种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
从单纯防御的角度看，郑国所在的中原之地其实是个四战之地，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西面嵩——箕两座体量不大的小山脉，以及北面的黄——济两河。这固然可以让他们在中原诸国中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却并不足以让郑国在诸侯国中独大。
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在没有实力以一敌众的时候，就抛弃了王室这杆大旗有些早了。尽管王室的权威已经江河日下了，但率先捅破这层窗户纸，只会让郑国成为众矢之的。而这样做的具体后果就是，郑国不得不开始面对来自四方的地缘压力。特别是王室所在的洛阳盆地与河北平原的卫国。
对于郑国所表现出的扩张欲，同为勤王四国的卫国当然不会感到舒服，只不过碍于有王室为郑人撑腰，因此只能静观其变罢了。而现在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即使王室的力量暂不能为卫人所用，但也不会为郑人所用了。
之前我们曾经说过，庄公克段之后，“段”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有一种说法是“段”并没有脱身，跑过去的是他的儿子“公子滑”。不过到底是谁跑过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卫国收留了庄公的政敌。
这种收留他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作法对政治家来说再正常不过了，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投资，对于收容国来说，如果被收留者有机会回国执政，那么所能取得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最低限度可以降低该国对自己的安全威胁。
不过这种买卖也不是谁都能做的，最起码你要有力量抗衡对方的压力。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当年达L不是跑到印度，而是尼泊尔；西哈努克不是到了中国，而是去了老挝，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当然，这种情况实际上并不会发生，因为没有金刚钻的国家是不会揽这瓷器活的。
从卫国收容在郑国失势的“段”也可以看出，卫郑之间的矛盾其实已经是不可调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同为中原强国，并且相邻，地缘矛盾在所难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家都是勤王四国的成员，卫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与郑人同等的地位。
而“段”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舍近求远，从南边的“鄢”地跑到了卫国去寻求庇护。也许南阳盆地的申国可以作为一个选项，因为那个深爱他的母亲——武姜就是出于申国。但问题是庄公也是武姜所生，尽管他那么不讨母亲喜欢，但这仍然能够保证申国之于郑国的“舅国”的地位。对于政治家来说，这种现实存在的血缘关系已经足够了，并不需要为一个嫁出去的女儿的个人好恶而平生事端。可以肯定的是，郑庄公当然也不会因为母亲对自己的态度而疏远与申国的关系。
如果庄公不是武姜所生，情况可能就会大为不同了。当日申族人为了保证同样母出申族的太子能够继承王位（也就是平王，申后所生），不惜引犬戎入侵镐京，并直接造成了西周的覆灭。
我们并不能就此责怪申国人不识大体，这只是一种政治本能罢了。只不过这次他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再次出头了。而卫国既然接受了这次机会，那么卫郑之间的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卫郑之间的战争并非始于周郑交质（公元前724年）之后，在庄公克段（公元前722年），“段”的儿子公子“滑”逃至卫国之后，双方就已经注定要爆发冲突了。
可以向前追溯，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规定嫡长子继承制的宗法制度格局，正妻所生之嫡子具有绝对的继承权，这一继承规则很好地保证了权力的延续，有利于国家的稳定。
但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西周灭亡，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实力衰微。举个例子，当时平王迁都之后，荆楚一代的国家（也就是楚国）不再进贡缩酒用的苞茅（古人祭祀时，将苞茅草捆扎起来，祭酒时，将酒倒在苞茅草上，酒会缩到草中，如同被人喝掉一样，古人认为这是祖先享用了祭品。所以被称为苞茅缩酒），平王欲帅六师攻打，但被臣子劝说，自己也体味到东迁之后国力大不如前，所以放弃了讨伐的念头，各诸侯看到周王室连进贡苞茅草的荆楚小国都无法讨伐，也就开始不敬重周王室。
周王室所代表的并非只是一方势力，而是宗法制度的坚强核心，周王室若没有实力，那么宗法制的靠山就会出现裂痕，不再稳固。
在武姜的怂恿下，让她的小儿子共叔段来篡夺其兄长的位置，这就是对宗法制度的挑战，这可以说是春秋第一例挑战宗法制的事件。
从军事上来看，这是一场郑国的内乱，好在郑庄公有谋略，成功粉碎这一场内乱，但是，这种内乱，在之后的岁月里并非郑国独有，而是蔓延的诸国，晋国、宋国等老牌中原王国都出现了臣子弑君，或是王位不稳的内乱争斗。这较之之前的西周时期，以下犯上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郑伯克段于鄢，还可以说明这一时期，特别是整个春秋战国时期，谋略文化成为国家军事、政治中的主要思想潮流。追问
谢谢你的回答，see you! la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