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与卡尔马克思和埃米尔杜尔凯姆被列为现代社会学的三位创始人，尽管他在当时主要被视为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涂尔干遵循孔德的方法，用社会学实证主义进行研究。韦伯和他的同事沃纳桑巴特采取了反实证主义的路线。这些著作开启了社会科学中的反实证主义革命，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区别，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传统自然科学无法研究。
韦伯的早期著作通常与工业社会学有关，但他最著名的贡献是他后来对宗教社会学和政治社会学的研究。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年开始了他的研究，他在研究中表明，一些禁欲新教教派，尤其是加尔文教派，逐渐改变了他们的教义，以争取理性的经济利润，从而表达他们受到了上帝的保佑。韦伯认为，由这种理性的教义基础支撑的资本主义很快就会越来越大，它会与最初的宗教发生冲突，最终宗教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韦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继续研究这一现象，尤其是在他的《官僚制度和政治权威的分类》中。在这些作品中，他隐约意识到这个社会的合理化是一种必然趋势。
宗教社会学
韦伯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始于一篇名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文，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和《古犹太教》中继续探索。他对其他宗教的研究因他在1920年的突然去世而中断，这使他无法继续《古犹太教》年后的一系列研究——包括计划中的对诗篇、犹太法典和早期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研究。他完成的三大研究都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年，韦伯提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论点：“即新教徒的生活伦理影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的宗教传统往往排斥世俗事务，尤其是对经济成就的追求，但为什么新教中没有这种思想？”韦伯在论文中解释了这个悖论。
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定义为一种支持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想。韦伯指出，这样的精神如果只是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但这样的个人——英雄企业家并不能靠自己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发现韦伯认为这些个体必然具有的共同倾向还包括试图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收益。这种倾向背后的想法是，工作是一种罪恶，是一种应该避免的负担，尤其是当工作超过正常量的时候。韦伯写道：“为了实现这种生活方式，我们自然而然地吸收了资本主义的特征，并能借此支配他人。”“这种精神必须来自某个地方，不是来自某个个体，而是来自整个群体的生活方式。”
他的目标是找出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然而，与当时许多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家不同，韦伯一开始并不打算衡量和判断东西方的优劣；他希望专注于研究和解释西方文化的独特之处。韦伯在他的研究和分析中指出，加尔文主义的宗教理想的影响是欧美社会变革和经济制度发展的主要原因，但他也指出，这不是促成发展的唯一因素。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理性主义对科学的追求、科学统计与数学、法理学、政府行政理性的系统化、经济企业。最后，按照韦伯的观点，宗教社会学的研究不过是探索一个变化的阶段，即使西方文明从其他文明中脱颖而出的重要特征。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是韦伯
指出韦伯的儒学对许多民间教派的信仰表现出相当宽容的态度，但从未试图将它们统一为单一的宗教教义。与一般形而上的宗教教义不同，儒家教导人们沿着世界进行调整和修正。“更高”的人应该避免追求财富。所以中国成为了一个公务员社会地位比商人高，利益比商人高的国家。
韦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一些有利因素，但这些有利因素无法抵消其他因素的负面影响：
在宗教的基础上反对技术改革，因为它可能会扰乱对祖先的崇敬并导致厄运，而调整自己以适应世界的现状则被视为更好的选择。
通常很难禁止或限制出售土地。
扩展的亲属关系保护了家庭成员免受经济困难，并因此阻碍了借贷、工作纪律和工作过程的合理化。
这些亲属还阻碍了城市特殊阶层的发展，阻碍了法律制度的完善、法规的健全和律师阶层的崛起。
韦伯认为，儒家和新教代表了两种广泛但相互排斥的理性化，两者都试图按照某种终极的宗教信仰来设计人类的生活。两者都鼓励节制和自我控制，两者都可以与财富的积累共存。然而，儒家思想的目标是获得和保持“一种文化地位”，并将其作为适应世界的手段，强调教育、自我完善、礼貌和家庭伦理。相反，新教利用那些手段来创造一个“上帝的工具”和一个能为上帝和造物主服务的人。这种强烈的信念和热情的行动被儒家的审美价值观所拒绝。所以韦伯认为，这种精神差异是资本主义在西方文明中发展繁荣，而在中国却没有出现的原因。
《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
是韦伯
印度的社会制度是由种姓制度的观念塑造的，种姓制度直接联系了宗教思想和社会阶级划分的关系。韦伯将这种种姓制度描述为由婆罗门、沙皇、吠陀和首陀罗组成。然后他指出，种姓制度在印度的传播是历史征服和侵略造成的，一些部落被边缘化，所以种族制度越来越根深蒂固。
韦伯尤其注重对婆罗门阶级的研究，分析了他们为什么能够在印度社会占据几个世纪的最高阶级地位。韦伯在研究了佛教观念的影响后得出结论，印度社会的道德价值观趋于多元，这与儒家和基督教普遍统一的道德价值观不同。和中国一样，他注意到种姓制度也阻碍了印度城市中独特阶层的发展。
在研究总结中，韦伯将自己对印度社会学和宗教的研究与之前对中国的研究进行了整合。他注意到所有这些宗教都把人生的意义解释为超越世俗或神秘的体验。这些社会的知识分子往往厌恶政治，社会结构往往分为受过教育和没受过教育两个阶层。那些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充当先知或智者的楷模，而没有受过教育的大众则停留在日常生活的庸俗之中，相信迷信的民间巫术。在亚洲社会里，就像基督教的弥赛亚一样，没有一个救世主可以不顾教育而给予拯救和指引。韦伯认为，正因为弥赛亚弥赛亚起源于近东各国，与亚洲大陆的主要宗教不同，西方国家才免于陷入中印之路。韦伯在他的下一本书《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中进一步证明了这个论点。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
是韦伯
韦伯分析了中东地区贝都因人、城邦、牧羊人和农民之间的互动和冲突，以及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兴衰。联合王国时期就像历史上的一个插曲，把《出埃及记》以来的联邦时期和以色列人在迦南的殖民时期一分为二。这一时期的区分与宗教史密切相关。由于犹太教的基本教义形成于以色列联邦时期，在联合王朝衰落后成为先知概念的基础，后来对西方文明产生了巨大影响。
韦伯讨论了早期以色列的联邦结构，以色列人与主的独特关系，外来宗教的影响，宗教狂热的形式，以及犹太牧师与宗教狂热和偶像崇拜的斗争。然后他描述了王国的分裂，圣经先知的社会态度，骗人的政客，宗教迷信和政治，以及先知的道德价值观。韦伯指出，犹太教不仅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祖先，也是现代西方世界崛起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影响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
政治社会学
在政治与政府社会学中，韦伯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一篇名为《古犹太教》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韦伯提出了国家的定义：即国家是一个在合法使用暴力方面具有垄断地位的实体。这个定义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基础。在这篇论文中，韦伯认为政治应该被视为任何会影响权力分配以控制暴力的活动。所以，政治纯粹来自权力。
韦伯提出了政治统治和权威的三种形式：魅力型统治、传统型权威、官僚型统治。韦伯认为，历史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这样的成分。他认为魅力型权威的不稳定性必然导致其被迫转变为一种“常规”的权威形式，即传统或官僚统治。同样，他也注意到，在纯粹的传统支配中，当对支配者的反抗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传统革命”。因此，韦伯也建议社会逐渐向理性、合法的权威结构发展，并利用官僚结构体系。尽管韦伯复杂的著作暗示着这个社会的合理化是必然趋势，但他本人却非常小心地回避进化论和目的论的逻辑。
除了三种合法的统治，韦伯还曾经提出意大利城市共和政治是一种不正当的统治，这说明他的统治类型学仍然是模糊的。他对魅力型民主政治领袖与官僚牢笼之间互动的悲观态度也对后世的民主理论，尤其是熊彼特的精英政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韦伯对魏玛民主的看法似乎预见到了纳粹的崛起。
经济史学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马克斯韦伯代表了德国经济史学派“最年轻的一代”。他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名著《古犹太教》，这是一部比较宗教对经济发展影响的经典著作。韦伯的研究领域与他的同事沃纳桑巴特相同，桑巴特将资本主义的兴起归因于犹太教的影响。韦伯对经济学的其他重大贡献还包括他对方法论的研究：他对解释社会学的贡献理论和反实证主义。
解释社会学原理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范式之一，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批评者。这种研究方法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永远无法进行彻底的总结和记录，因为研究者必须始终拥有概念认知才能对其进行探索。韦伯把这种情况称为“理想型”。这个理想可以概括为：一个理想形态是由许多现象提供的一些特征和成分组成的，但它不会与任何特定现象具有完全相同的特征。韦伯的理想形式成为他对社会科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韦伯承认这种“理想形态”是一种抽象的产物，但他主张任何人想要了解一个具体的社会现象，都必须有这种理想形态，因为与物理现象不同，社会科学还涉及到极其复杂的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只能用理想形态来解释。理想形式的概念，连同他的反实证主义论证，可以看作是他对“理性经济人”方法论假设的辩护。
韦伯制定了社会阶级三大要素理论，主张社会阶级、社会地位和群体是概念上的不同要素。
1.社会阶层是由与市场的经济互动决定的。).
2.社会地位由荣誉、声望、宗教等非经济成分构成。
3.政党是指一个人与政治世界的联系。
这三个要素都会影响韦伯所说的“职业机会”。
韦伯对经济学还做出了其他贡献，包括仔细研究的罗马农业史，以及他在《古犹太教》一书中提到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影响，其中韦伯也提出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最后，他在《政治作为一种职业》中的细致研究，可视为经济史学派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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