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古诗,是对七古和歌行的统称。古人所谓七言,并不是说全诗每一句都是七个字,而是只要诗中多数的句子是七言就可以了。如李白《蜀道难》既有“噫吁嚱”三言,复有“危乎高哉”四言,“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五言,“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九言,但仍认为是七言歌行,而不认为是杂言诗。
明清以来的诗论家,对于七言古诗的划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认为七古、七言歌行二者同体,可以互相替代,如胡应麟《诗薮》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王士禛《古诗选》就径直分五言诗与七言诗歌行钞两部分。明清诗话评论中,将七古与七言歌行相互代称,其例更是不胜枚举。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七古与歌行在体性上存在分别,这种分别而且甚大。李中华、李会二位先生曾著文论述过这个问题,略曰:从形式上看,七古与七言歌行都是七言诗,又都不能算是七言律诗,故归为一体,目为七古,似亦理所当然。然而就各自诗体的源流、体式与风格而论,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从文学风貌论,七古的典型风格是端正浑厚、庄重典雅,歌行的典型风格则是宛转流动、纵横多姿。《文章辨体序说》认为“七言古诗贵乎句语浑雄,格调苍古”,又说“放情长言曰歌”、“体如行书曰行”,二者风调互异。《诗薮》论七古亦云:“古诗窘于格调,近体束于声律,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李、杜之才,不尽于古诗而尽于歌行。”则在七古、七律之外,因其风格的差异视七言歌行别为一体。《昭昧詹言》说“七言古之妙,朴、拙、琐、曲、硬、淡,缺一不可。总归于一字曰老”,又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曼”即情辞摇曳、流动不居;“警”即义理端庄、文辞老练。这些评论,都揭示了七言古诗与歌行在美感风格方面的不同。尽管在具体的诗歌创作中,以七古的笔法写歌行、以歌行的笔法写七古,一度成为时尚,然而在总体上仍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差异。举例来说,杜甫《寄韩谏议注》、卢仝《月蚀诗》、韩愈《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李商隐《韩碑》等,只能是七言古诗;而王维《桃源行》、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白居易《长恨歌》、韦庄《秦妇吟》只能是七言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