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观后感的写作要把握两个要素，一个是“观”，一个是“感”：首先要体现“观”，要为读者介绍所观电影的主要内容、精彩片段、价值导向等等，使第一次接触这电影的人也能清晰、快速地掌握；其次是“感”，要在文章中体现出自己的思考，因文章产生的启发，或者对文章中观点的反思等等。
《铁道卫士观后感》
《铁道卫士》主要讲述了抗美援朝期间，我公安科长高健为粉碎敌人炸毁铁路的阴谋，冒充成敌人特务，打入敌人内部，最后将特务抓获并排除了列车炸弹。
这是一部以情节表现为主的影片。从影片情节冲突的设置来看，敌特分子预谋实施破坏我铁路运输线和我公安机关为防止敌特的破坏而展开侦查工作，构成影片中两条方向相对的行动线索，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分别被拴系在这两条线索上的某一个特定位置，并对这两条线索的推进发挥着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处于这两条线索中的双方对于对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步骤，有一个随着剧情的推进，从最初的互不知晓、摸底到逐渐互相掌握、了解的过程，两条线索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靠拢，情节冲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强化。到最后双方互相摊牌，两条线索终于交汇，情节冲突也达到高潮。
影片在结尾处所使用的情节片常用不衰的“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表现手法，确实给人印象深刻。侦查科长高健和特务马小飞在满载军火的列车顶上殊死搏斗，高健在列车驶入长岭隧道前的最后一刻苏醒过来，排除了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的场景，在上述两条行动线索交汇处，起到了将剧情推向高潮的作用，即使今天看来，仍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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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6-07-10
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公安题材电影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宋强 中国的公安题材电影，到上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电影中独具特色的一个题材种类，形成了贴近中国公安工作实际，紧跟当前国家现实政治斗争形势，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指导下庄重、严谨、朴实的美学旨趣的艺术传统。应该说，在此基础上本应迎来一个电影思想内涵提升和艺术表现拓展的新的发展阶段。但遗憾的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后，社会政治风云动荡起伏，严重地波及到文艺创作领域，有的甚至就是直接在文艺领域掀起波澜，使整个中国文艺的正常发展受到迟滞。对于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创作而言，到上世纪60年代前期，基本上仍停留在50年代所达到的水平上，难以继续进展前行，顶多也不过是在50年代业已形成的创作模式框架内沿袭重复，整体上没有超越前10年的创作。在这一时期的影片中，摄制于1960年的《铁道卫士》可以算得上是整体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作品。 从故事内容上说，《铁道卫士》没有跳出上世纪50年代反特影片的固定套路：围绕着一桩阴谋（其性质肯定是反革命的政治阴谋）的实施，境外的派遣敌特与境内的潜伏敌特联络勾结；我公安人员在得知此阴谋的最初信息后，展开侦查活动，派出人员冒名顶替，打入敌特集团内部，掌握敌特行动部署，最后将敌特分子一网打尽，彻底粉碎他们的阴谋。我们在这之前的《天罗地网》《虎穴追踪》《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等影片中都可以看到此类大同小异的故事模式。 《铁道卫士》是一部以情节表现为主的影片。从影片情节冲突的设置来看，敌特分子预谋实施破坏我铁路运输线和我公安机关为防止敌特的破坏而展开侦查工作，构成影片中两条方向相对的行动线索，影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分别被拴系在这两条线索上的某一个特定位置，并对这两条线索的推进发挥着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处于这两条线索中的双方对于对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步骤，有一个随着剧情的推进，从最初的互不知晓、摸底到逐渐互相掌握、了解的过程，两条线索在这一过程中逐渐靠拢，情节冲突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强化。到最后双方互相摊牌，两条线索终于交汇，情节冲突也达到高潮。这两条线索的相向推进和最终交汇，主导了影片的情节走向，也撑起了影片的剧情结构。 从电影观众观赏影片的角度来看，反特影片注重紧张、惊险效果的营造，而这又离不开悬念效果的生成。《铁道卫士》没有有意识地通过设置谜局来造成悬念效果，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去煞费心思地琢磨、猜测谁是真正的敌人？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怎么干的？它采用的是一种展开式的情节结构模式，虽然剧情中的敌我双方对于对方互不知悉，双方的人员情况和行动过程却都清楚无误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两条线索的曲折推进始终没有对观众的敌我、正反判断形成干扰，以造成扑朔迷离的剧情效果。观众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情节迷宫中的猜测、推理和分辨，而更多地集中在思量这两条线索往后将会怎样推进，到底能否交汇，其结果将会如何等方面，这是悬念效果生成的另一种方式和途径。与那种布设层层迷障，让观众左猜右想，直到最后才弄明白谁是真正的罪犯的悬念生成方式（如《羊城暗哨》所做的那样）相比，如果说后者是采用的“抑制”的手法的话，那么前者采用的就是所谓“延宕”的手法。在《铁道卫士》中，这种“延宕手法” 的运用还是比较圆熟到位，没有给人以生涩、牵强之感。这也许就是它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公安题材反特电影中显得突出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说到电影的悬念效果，《铁道卫士》在结尾处所使用的情节片常用不衰的“最后一分钟的营救”的表现手法，确实给人印象深刻。侦查科长高健和特务马小飞在满载军火的列车顶上殊死搏斗，高健在列车驶入长岭隧道前的最后一刻苏醒过来，排除了即将爆炸的定时炸弹的场景，在上述两条行动线索交汇处，起到了将剧情推向高潮的作用，即使今天看来，仍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电影《铁道卫士》的情节模式，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十七年时期反特类型的影片在艺术表现方式和手段上的一些特点，通过对这一模式的解析，我们可以对十七年时期中国公安题材电影在形成自己艺术风格和传统方面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 警察心声 □徐锦 《铁道卫士》中的一些对白，如今听来也还是那么亲切，像“只要认真依靠群众，那就是天罗地网”，“只要牢牢记住党的教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敌人就是再狡猾，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等等，也许会让今天热衷韩剧日剧的中国少男少女们说，这就像在背书，根本没有个性。但是，在当时的那种时代背景，即解放初期，人民刚刚享受当家作主的权利，而美蒋特务颠覆新政权野心不死，总是伺机搞破坏，因此人民具有极其高昂的革命斗志和警惕性，如此说来，那样的对白倒是真正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色和人物特征。 而这种具有时代烙印的艺术提炼和艺术加工，由于来源于生活和实践，因此听来并不显干涩，加上演员和群众表演得都富于激情和真情，因此观众都被剧情深深吸引。剧中对白所再三强调的“依靠群众”，如今依然是我们公安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所讲求的“群众路线”。正是全心全意地依靠群众，我们的公安民警才能够在不断变革的时代大潮中坚定方向，屡建殊荣。远的不说，今年杀害四名大学同学并潜逃的全国通缉犯马加爵，就是由普通老百姓发现并检举报告公安人员，从而落入法网的。 老观众的心声 □阿彪 《铁道卫士》的故事情节照今天的判断标准来看仍然曲折生动，而且充满悬念，引人入胜；照样看得心潮澎湃。甚至一些特技镜头因为是演员亲自表演而显得异常的珍贵，像侦查科长高健飞身从疾驰的吉普车上跳下追赶火车的场面，以及他与潜藏特务马小飞在火车顶上的激烈搏斗等等，尽管当年的拍摄手段根本无法与今天的高科技技术相比，但它们是那样的真实与朴实，实在得让我们情不自禁为英雄人物担心，并对英雄产生了深深的崇敬。 有特色的歌曲 “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地上开红花，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全世界人民拍手笑，帝国主义害了怕。嘿啦啦啦啦……”这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一首著名歌曲，在影片开始出现，点明故事发生年代。（付辑） 老作家细说创作往事 □本报记者 程林杰 作者曾经参与破案 《铁道卫士》的作者之一是王文林，王文林说《铁道卫士》是集体创作的。当年的合作者还有两位，一位叫马家骥，一位叫陈文同。当时他们三人都供职于沈阳铁路公安局，他是办公室主任，马家骥和陈文同是办公室的干事。 剧本写成是1956年底，先后发表和转载的有《电影文学》《北方文学》《鸭绿江》等刊物。王文林介绍说，这部电影以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为背景，取材于沈阳铁路公安局破获的两起敌特案。剧中大智大勇的侦查科长高健的生活原形是他的战友———沈阳铁路公安局的侦查科长。 有趣的是，这位侦查科长在案件侦破后期因病住院了，王文林接替他搞完了案子。丰厚的生活底蕴，或许是高健这个人物真实、生动的原因之一。 他说:“搞了多年的公安工作，我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公安工作始终要坚持群众路线。剧中人物何兰英为破案提供线索，立了大功，生活中的原形就是我们的一位女治保员。” 王文林后来调到公安部创作组。在这个著名的四人创作组有李文达(著名作家、群众出版社原社长)、赵明(电影《寂静的山林》的作者)、张志民(著名诗人，文革后曾任《诗刊》总编)。王文林是创作组里最年轻的一位。说起已经仙逝的李文达，王文林还嗟叹不已。周总理改一字动全身 工作中王文林曾多次接触周总理，亲耳聆听总理的教诲。令他记忆犹新的是1974年1月15日，我国公安机关成功地破获了苏联大使馆间谍案。参与案件侦破工作的王文林，与新华社的著名记者穆青合写了通讯《苏联间谍落网记》。1月15日夜，总理亲自审阅这篇署名为“新华社特派记者”的稿件。看完后，总理中肯地批评了王文林。总理说，“王文林同志，你是搞公安的，但要学习国际法，你在文中写了‘捕获苏修间谍谢苗诺夫’，这个提法不妥，谢苗诺夫是苏联大使馆的一秘，按国际惯例，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这样见报后(指捕获一词)，外国人会笑话我不懂国际法，你说对不对？”后来经当时外交部的安致远、钱其琛等同志反复推敲、商榷，将“捕获”一词改为“拿获”。 王文林对总理怀着十分浑厚的感情。他说:“我写的电影《熊迹》(署笔名‘公卓’)是1974年4月总理住院前夕交给我的任务。遗憾的是4月份总理住院后，再也没能出院。” 《熊迹》是王文林根据谢苗诺夫苏联间谍案为素材创作的另一部电影，也是我国第一部彩色公安故事片。“只可惜上映时，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已经逝世了，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遗憾的一件事!” 导演、演员诉衷肠 导演吕荧说“遗憾” 《铁道卫士》的导演是吕荧，他对自己的这部片子并不满意，因为它诞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1958年开始拍摄，1960年摄制完成 ———那是著名的大跃进时代。那时，全国各大电影厂出产的影片恐怕可以和现在每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相媲美，所以吕荧导演对自己的这部作品印象并不太好。（杨翼） “老坏人”———方化 有意思的是，在那个以好人和坏人划分的年代，电影人物更是显得泾渭分明。由于是反面人物，所以表演这些角色的演员名字也不能出现在主演的名单上，尽管他们表演得也是那样的尽心尽力。在《铁道卫士》中扮演暗藏特务吴济春的著名演员方化，戏份不少，但在主要演员名单上却没有“名分”。方化的遭遇可以说是那个年代扮演反派角色演员的典型遭遇，善良的中国观众将他们扮演的角色和他们本人混为了一谈，从而剥夺了他们成为明星的待遇。方化在《平原游击队》中将日本鬼子松井小队长刻画得比真鬼子还像鬼子，因而在文革中还受了不少罪。晚年他还为此整容，希望能够改改自己留在银幕上的形象，演演正派人物。现在的环境宽松多了，中国的观众再也不会以貌取人，但方化却过早离世了，再也听不到观众给予他热烈而尊敬的掌声了，想到这里就觉得挺辛酸。（杨翼） 你就是美国佬 “文革”后期，文方荧老师是山田大队埔隆片的片长。他高高的个子，高高的鼻子，十足的老外模样，还有那口不咸不淡让本地人听得吃力的广州话，很快就被村里的男女老少认识———人们都叫他“高佬方”。电影队到村里放映《铁道卫士》。电影放完了，村民们带着崇敬和好奇问他：“那高鼻子美国佬就是你扮的呀？”他笑着反问：“扮得像不像呀？”“很像，很像。”他的笑脸流露出自豪。有人为他可惜：“怎么不在片头或片尾打上你的名字和演员表呀？”他愤愤不平：“都让四人帮给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