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LudwigvanBeethoven，1770~1827）的一生经历了欧洲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激烈变革中的几个重要阶段：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青少年时期），法国大革命（19岁），1804~1814年的拿破仑战争、1815年维也纳会议及欧洲的封建复辟。他的世界观，艺术观的形成及音乐创作，同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德奥思潮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贝多芬少年时期正值奥匈帝国推行开明专制。他的家乡波恩是启蒙运动的中心之一，那里建立了图书馆、民族剧院和一所大学，并聘请了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教学。德国的文学作品和外国的译著四处可见，卢梭的著作广泛流传，莎士比亚、博玛舍的戏剧跟席勒、莱辛的作品，格鲁克、莫扎特的歌剧都在这里上演。约瑟夫二世及其继承者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促进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如于1783年废除了6百余所男、女修道院，反对教权，推行世俗教育和培养讲德语的专业文职人员等。贝多芬一岁（1781）开始，跟一位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谱写过歌唱剧、歌剧和歌曲的作曲家聂费学习。他对贝多芬的思想起过重要的影响，曾说：“我恨恶劣的侯爵比我恨强盗更甚！”聂费在创作方面给贝多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向他介绍了巴赫的《十二平均律钢琴曲集》和曼海姆乐队的作品。
在波恩期间，贝多芬接触了一些开明贵族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如科赫（Koch）家族和勃罗宁（vonBreunin）一家，经常聆听他们讨论社会、政治、历史、文学、艺术等问题，还阅读了大量希腊文、拉丁文的古典文学及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正在步入青年时期的贝多芬积极追求资产阶级共和的理想，强烈的求知欲促使他到波恩大学听课。在那里，他接受了激进的启蒙主义者、希腊文学教授E．施耐德（E．Schneider．出生年代不详，1794年被杀害）的深刻影响。当他19岁时，欧洲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法国大革命。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传来后，施耐德很快出版了一本热情洋溢的诗集歌颂这场革命。贝多芬深受感染，对诗集十分喜爱。他在施耐德的直接鼓励下于约瑟夫二世去世时，写了《约瑟夫二世之死》大合唱（1790），悼念这位开明君主，以后又写了合唱曲《谁是自由人》。
贝多芬
波恩时期的贝多芬在启蒙运动及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并在法国的革命精神鼓舞下，确立了他的人生观。他在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皇座面前也不会背弃真理！”
1792年，贝多芬离开波恩到维也纳，不久，他便师从海顿、阿布莱兹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申克（JohannSchenck，1753~1836）、萨里埃利（A．Salieri，1750~1825）等人。这时，贝多芬与海顿、莫扎特不同了，他不再属于哪个宫廷或教会，相反，维也纳爱好音乐的贵族用其他方式资助他，如教课付钱，送礼物给他作报酬等；而中产阶级的公众的音乐会以及出版商也给他资助。他精湛的钢琴技艺和杰出的创作才能使他受到上流社会的承认和青睐，但严酷的生活也使他的思想逐渐成熟。他要和贵族小姐结婚的幻想一再受挫，发现原来她们“不属于我的这一阶层”；他想作为一个自由艺术家靠创作谋生的愿望也时常碰壁；出版商对他的盘剥使他愤懑不平，他说：“在目前，艺术家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商业家……处在这种地位，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在这种情况下，他高昂头颅蔑视权贵，始终保持个人的尊严和艺术家的气节。他说：“在贵族中间活动是好的，但首先要让他们尊敬你。”
1815年维也纳会议结束，各国封建君主重新瓜分了欧洲。人民以惨痛的牺牲换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却又遭受新的苦难。各国君主组成“神圣同盟”统治和镇压人民，封建主义在欧洲全面复辟。维也纳恢复了秘密警察制度，任何人都有可能受到监视；出版、印刷、通讯均受检查，连自然科学的书籍也遭查禁。社会上笼罩着沉闷、窒息的气氛。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为掩饰他们的暴虐，竭力提倡享乐主义、粉饰太平的艺术。
坚持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贝多芬面对这黑暗和倒退了的现实，心情十分沉重。他说：“我们周围的一切都使我们完全缄默。”他怀念拿破仑，说：“以前我不喜欢他，现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极大兴趣阅读英国国会的记录，并想往英国，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制要比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好。他毫无顾忌地谈论政治，以至朋友们须经常劝他当心。有一次，他咒骂皇帝说：“像这个家伙，应该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大的树上。”并说，“五十年内，世界到处将有共和国。”看着充斥维也纳的享乐主义的艺术，他不肯随波逐流去迎合庸俗的趣味，他说：“人要有自己的准则，一如国家之有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