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当代伟大的翻译家、文学评论家、音乐鉴赏家。作为翻译家傅雷的最后几年，他的精神是步步退守的。作为一个国家信念濒临崩溃的老人，晚年又遭到了儿子“出逃事件”的沉重打击，傅式“家国”教育梦似乎彻底破灭了。此时的傅雷，已经不大可能再相信除了个人奋斗以外的事情了。大约从１９５９年起，他基本上闭门不出、埋头著述。１９６６年９月２日夜。就在那一夜，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遗书，双双自缢。
历史的误会时间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傅雷被错划成右派后一直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但其挚友周煦良教授却时常来坐坐。1959年初的一天，周煦良带来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上月，傅聪从波兰乘飞机出走英国！顿时，傅雷像一座木雕似的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楼适夷（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对笔者谈及傅聪出走的一些内情：那次傅聪回国，时间紧，只在北京逗留，不能回上海。傅雷打长途电话给我，告诉我傅聪住在马思聪家里，要我替他去看一下傅聪。那次我发觉傅聪思想比以前活跃得多。他在闲聊中跟我谈到了苏联问题、波兰问题。我当时就劝告他，你作为留学生，不应该去谈论这些问题。回去后，我遇见周巍峙，向他反映了傅聪的情况。周巍峙又把情况转告了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钱俊瑞便把傅聪找来，批评了一顿，并说再这样下去，就把你调回来，叫你下乡劳动去！傅聪回到波兰之后，就接到回国的通知——离他毕业还有半年。其实，这个通知与钱俊瑞无关。可是，这使傅聪心中产生很大的误会，弹钢琴的手一旦拿锄头种地，就会大大影响他的琴艺。这个误会，也是使他产生出走念头的原因之一……最终在一位英籍音乐教师的帮助下，傅聪悄悄买了从华沙飞往伦敦的机票，决定出走英国。傅聪坐在班机上时，正遇伦敦有雾，班机推迟起飞。这时，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已经察觉傅聪的动向，正要采取措施，但雾散了，班机起飞了。傅聪还在空中时，外国通讯社便发出了关于他出走的消息。傅聪刚刚飞抵伦敦机场，外国记者便包围了他，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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