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国家教育部将社会学家费孝通的
《乡土中国》编入高中统编三科教材《高中语文（必修上）》第五单元。《乡土中国》是费孝通的著名代表作之一，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计划中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三部曲之一，但由于战争、院系调整、社会学被取消等原因，他畅想的这三部曲未能如愿以偿。《乡土中国》内容涉及传统中国的基本特征、农村生活、社会结构、家庭家族、道德规范、权力结构、社会变迁等内容，著作文字简洁、语言流畅、浅显易懂、雅俗共赏，是学界公认的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代表作之一。2020年是费孝通教授诞辰110周年，这篇文章想追溯费孝通写作《乡土中国》前前后后的学术活动，理解这本书产生的历史背景，以此作为纪念。
学者的认知方式除了取决于自己的知识积累和认知习惯，还取决于他（或她）所处的社会关系模式：他接触了什么人，与什么人交流和学术碰撞了，引发了什么思考等。换句话说，《乡土中国》基于费孝通长期的实地研究、理论探索的积累，还基于他个人在当时的时间和空间结构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
抗战后期和
解放战争时期的蹉跎岁月
从20世纪30年代末英伦归国，到云南的昆明、魁阁，美国芝加哥、波士顿等，再到英伦、清华，10年间，费孝通跨越中国南北、东西两半球，历经实地研究、国际交流、历史研讨，他活动的公共空间不断变换，社会空间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时间和空间上相互交错的社会关系模式，《乡土中国》就是在这样的时空结构变换中产生的。
从具体的社区研究到对整个中国社会整体把握是费孝通在大瑶山对瑶族进行的田野调查中与王同惠女士一起确立的认识中国社会的目标。《乡土中国》这本小册子是他从
西南联大回到清华园给研究生讲授《乡村社会学》的讲稿汇集。为了讲授这门课，他先是使用美国教材做参考书，后来觉得美国教材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又尝试着使用自己过去在瑶山、江村、云南三村的调查材料，抗战后期，他还一度涉猎经济问题，在报刊发表有关经济的时评。1947年，他决定从社会结构入手来讲乡村社会问题，他写道，要“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
在《乡土中国》的《后记》中，他称这是他工作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瑶山开始的实地研究；第二个阶段始于1946年前后的生育制度写作和研究，
《生育制度》是这个阶段的第一本成果，《乡土中国》则是第二本。在这个两个阶段中间，即1943年，他访问了芝加哥大学，把
《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和《玉村农业和商业》改写英文，翻译成“EarthboundChina”一书，把《昆厂劳工》改写成“ChinaEnterstheMachineAge”，他还访问了
哈佛大学等机构。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开始由田野工作转向理论建构，从以专注学术研究转向学术研究与时事评论写作并举。工作和政治等多种原因迫使他停止实地调查转向理论建构和开展更多的教学工作。由于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同时兼课、日军轰炸昆明被迫迁住乡下等原因，从1940年10月至1945年初（这中间有一年赴美交流）的近5年间，他更侧重授课和写作。1993年在《个人·群体·社会》一文中，他说：“魁阁后期，由于兼任云大和联大两校的教职以及当时政治局势的紧张，我不便直接参与实地调查，所以有更多时间从事讲课和写作。也可以提到，当时直线上升的通货膨胀使个人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而我又在1940年成了一个孩子的父亲。我们在呈贡的农村里赁房而居，楼底下就是猪圈，生活十分艰苦。因之，我不能不在固定的薪金之外，另谋收入，我这个书生能找到的生活补贴，只能靠我以写作来换取稿费。我当时成了一个著名的多产作家。大后方的各大报纸杂志上经常发表我的文章，我几乎每天都要写，现货现卖，所得稿费要占我收入之半。”费孝通自少年时代开始写作，20世纪40年代的环境进一步养成了他的写作习惯，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