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两位文学家的作品，真正做到家喻户晓，真正道尽了中国人的人生： 一位是曹雪芹写成一部《红楼梦》，后人读红楼，感慨系之，生出了数百部“红学”研究丛书和专著，红楼小说迈向世界文学之林。 另一位便是金庸写成一部《金庸作品集》，读者读金庸，感慨系之，生出了数以千计的评论和报刊文章，出版了百余部“金学”研究丛书和专著，金庸小说迈向世界文学之林。 飞雪连天射白鹿 笑书神侠倚碧鸳 金庸将他十四部书名取首字组成楹联所代表的武侠小说，献给人民，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史增添了灿烂的光辉。 金庸是一位道道地地继承、创新、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学家，他的《金庸作品全集》，是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中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领域，使武侠小说这种中华民族特有的古老文学形式奇迹般地大放异彩。他写的新武侠小说“俗极而雅，奇而致真”，深受国内外各个阶层的读者喜爱和称颂。正如法国著名文学社会学家罗贝尔·埃斯卡皮所言：“ 作家之所以获得文学意义，成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作家，那是在事后，在一个站在读者立场的观察者能够察觉他像一个作家的时候”。 早在三十六年前（一九六六年），世界著名文学评论家、学者、美籍华人陈世骧教授对金庸小说给予高度评价，曾写道： 弟尝以为其精英之出，可与元剧之异军突起相比，既表天才，亦关世运。所不同者今世犹又见此一人而已。此意及与同学析言之，使深为考索，不徒以清闲为事。谈及鉴赏，亦借先贤论元剧之名言立意，即王静安先生所谓“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于意境王先生复定其义曰，“写情则沁人心脾，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出其口。”此语非泛泛，宜与其他任何小说比而验之，即传统名作亦非常见，而见于武侠中为尤难。盖武侠中情、景、述事以离奇为本，能不使之滥易，而复能沁心在目，如出其口，非才运识博而意高超者不办矣。艺术天才，在不断克服文类与材料之困难，金庸小说之大成，此予所以折服也。 ［1］ 事隔三十二年（一九九八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以金庸武侠小说普普通通的读者身份，在云南大理州举行的“金庸小说学术研讨会”上与到会学者、专家会面时，畅谈自己对金庸作品的看法，说： 我觉得文坛，就像我们这个社会一样，千姿百态，是很丰富的一个社会，像我们云南26个民族，各有各的文化，交相辉映，才使我们整个中华文化更加辉煌灿烂。文坛也是一样，需要各种流派，那一种都不可缺少的。我觉得作为武侠小说来讲，金庸先生的小说是其中集大成者，在文坛也是放射着灿烂光辉的，也可以传之后世，留之千古的。 ［2］ 走近文学家金庸 金庸，原名查良镛，一九二四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县（今海宁市）袁花镇查氏赫山房故居。他半生颠沛苦学于动荡多难的中国时局，小学就读村口巷里十七学堂，高小转入袁花龙山学堂，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浙江省立嘉兴中学。次年，日寇侵华，战乱飘泊，随校流亡，辗转千里，在生活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矢志求学，高中毕业于衢州中学。之后，又逢太平洋战争爆发，处境困窘，为了生计，奔赴湘西，一边工作，一边自学。为追求知识和学业，行程万里，历尽艰辛，考入了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一九四六年起，先后在杭州《东南日报》、上海《大公报》任职，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四十年代末移居香港后，在香港《大公报》、《新晚报》和长城电影公司任职。后创办香港《明报》、新加坡《新明日报》和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成为华人世界有成就的老报人，现任香港明河集团公司、明河出版公司董事长。 金庸是英国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英国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和牛津大学汉学研究所研究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唐史及中国小说。其文学素养功底之深厚、学术研究水平之杰出、作品内涵之博大精深早已享誉海内外。 金庸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七二年的十七年里，推出《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中、长篇小说十五部三十六册，赢得文坛巨匠的声誉；不仅如此，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任编剧、导演时，两年间编写了《绝代佳人》、《兰花花》、《午夜琴声》等十余部剧本，并执导了《有女怀春》、《王老虎抢亲》，其中《绝代佳人》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金章”奖；他在历史及考据、佛学评述、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等方面的造诣更为世人瞩目：他先后发表《袁崇焕评述》、《成吉思汗及其家族》、《宋金之际全真教事略》、《法句经》全篇及《色蕴论》部分译文及注解和《莎士比亚悲剧论》、《中国民间艺术》及《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与池田大作的对话）等著作，并著有《The Fuure of Hong Kong 》等英文著作二部，同时还翻译出版了英文、日文、韩文、泰文等译本小说多部，其学识之渊博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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