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潮汕，自然要说到潮汕人；说到潮汕人，自然就绕不开李嘉诚。自觉也好、不自觉也罢，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事实就是如此。其实，这也正常，就如拙文《“商”之外还有潮汕人吗？》所提到的，“李嘉诚”三个字，已不再仅仅是潮州籍香港人李嘉诚先生个人的名号、而已经升腾为一个符号，既然是符号、并且是受众面极广的符号，自然就会“普遍存在”。但问题是，这个符号之于潮汕、之于潮汕人，到底有什么意义？ 也许我的话还没说完，一干乡贤早已不耐烦了：李嘉诚就是我们潮汕人（若干乡贤于此还会特地较正并强调，不是潮汕、是潮州）的骄傲和杰出代表、海外华人的杰出代表；华人首富、爱国人士；热爱公益、造福桑梓；生活俭朴，天天吃糜（衣服袜子有没有补丁我就记不住了），等等，等等，意义不是明摆着的吗！没错，的确，从来没有人（包括我）对这些评价有任何怀疑或者异议的，两三年以前的我也是厚着脸皮想跻身到这等乡贤队伍中去，也一直是这样看待和理解“李嘉诚”这个符号意义的。 但近两三年来（特别是现在），是我对一干乡贤的不耐烦了。三十年过去了，李嘉诚依然是本色不变（这更是李嘉诚先生的过人、“超人”之处），依然是“潮宝”（借“国宝”的概念）。但令人遗憾的是，时代在变迁，社会在进步，观念在解放，一干乡贤对“李嘉诚”的理解和认识，还是三十年不变，还是停留在三十年前的水平，甚至是越来越概念化、庸俗化。君不见，“潮学”的屋檐下，混迹着多少南郭先生？充斥着多少自娱自乐和廉价的自我赞美？“潮菜”来回炒，“功夫茶”来回泡，吃饱了喝，喝饱了吃，忙得很、也“邹鲁”得很。尤其令人窒息的是，面对真正的“潮宝”（属于“潮宝”的还有饶宗颐、张竞生等等）除了炒冷饭、打隔夜酸嗝之外，新识何见？新知何在？ 半年前，国内出版了一本新翻译的旧书，新者，是08年底09年初翻译；旧者，原书撰写出版于1990年。这本书叫《华人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华人》），作者是香港大学商学院创办人、在香港大学任教24年的英国人S.戈登·雷丁教授。《华人》一书，开宗明义：“旨在纪念马克斯·韦伯，追随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下简称《新教》）的脚步”来研究海外华人企业、研究华人的“宗教伦理”。 这里，有必要先抄几句有关马克斯·韦伯的介绍：“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学者，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名，并列为现代社会学的奠基者”、“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内地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以《新教》等最为国内读者所知晓”。“随着东亚‘四小龙’的经济腾飞，研究韦伯的热潮开始东渐。二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成为当时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四个国家或地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成为国际学术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美国的汉学家曾就‘儒家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于60年代先后在日本和韩国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80年代初在中国香港也举行了‘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国际学术会议，中心议题就是探讨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起飞的关系。许多学者都试图用韦伯的宗教观念影响经济行为的思想去解释东亚经济崛起和现代化的问题：有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者，也有人将‘儒家文化’作为‘新教伦理’的替代物，在解释东亚现代化时把儒家传统对‘四小龙’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佛教对东南亚的关系…”（《新教》P.4~5）。几句话抄完，等于也把《华人》一书产生的背景做了介绍。韦伯及其《新教》不是本文重点，话题还是回到《华人》和“李嘉诚”上吧。 《华人》一书，并不是专门研究海外潮人、也不是单独研究李嘉诚（都有提及，但篇幅极少）的书，全书是“以在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对72家华人企业的深度访谈为基础，深入探讨了海外华人家族企业背后的文化、价值观支撑，指出华人家族企业所展示的企业精神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一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新的形式，其核心价值观是‘儒家文化’。对应于‘新教伦理’，‘儒家文化’是海外华人企业的经济发动机”（《华人》封三）。因此，全书的重点也就是作者把决定华人价值观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文化因素所做的系统分析，简单归纳起来，就是若干个“关键词”：孝敬；集体主义/面子；有限的信任与不合作；职业道德；注重金钱；节俭；实用主义，等等。作者分析之前画了个表，基本上可让人一目了然（《华人》P.42）： 那么，作者所追随的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又是什么样的呢？对华人企业影响又如何？“在韦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构成部分…： （1）固定资本投入用于生产满足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产品； （2）由自由劳动者合理组成的、有规章纪律的资本主义组织； （3）商业资本与家庭资本的分离； （4）着眼于长远和不断更新之利润的合理记账方法； （5）合理的法律和管理结构； （6）基于共同‘精神’及伦理价值的经济生活合理化； （7）以市场机会为导向。 与以往的社会制度相比，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对合理化的不懈追求…这迫使企业在准确预测其运营结果或可能结果的状态下运作，进而提高效率。借助于预测其他企业理性行为的能力，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培育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及凌驾于‘局部’视野之上的全局观”（《华人》P.9）。但是，“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七个构成要素只是部分地适用于华人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情况是：商业资本与家庭资本，至少在心理上并没有完全分离；财产管理仍然是不公开的、没有完全实现合理化；相关的法律和管理机制也不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华人》P.10）。 《华人》一书，对海外华人（包括海外潮人）企业做了全景式的基本描述，系统的总结了儒家文化以及资本主义对华人企业家（及其企业）的影响，换句话说，也就等于告诉人们海外华人取得成功（以及存在不足之处）的原因。窃以为，这本书（以及《新教》）是很值得国内之绝大部分所谓“潮商”（为何冠“所谓”二字，可参阅拙文《“潮商”二字值几钱》）去用心学习和体会的。尽管1949年以后，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开放改革30年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为主体，思想领域、社会领域、经济领域、法制领域，等等，哪一个不是在自觉的去除“意识形态化”而奋起直追，学习甚至恶补、借鉴以及吸收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科学、合理的营养成分？！相关领域里多如牛毛的书籍，特别是涉及现代企业和现代企业制度的书，有哪一本能绕得开“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七个构成要素”？！ 海外潮商一直是国内潮人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论理，潮人的“海外关系”最多、沐“开放”之风最早（参见拙文《回望潮汕》），海内外商务沟通也最直接，从商潮人即使不学理论，仅从海外亲人身上，也应该是最有条件学得好（起码也不应该学得比别人差）的，可事实上呢？国内拎得出来晒晒太阳的知名潮人企业有几个？风吹雨淋之后还英姿挺拔的又有几个？企业领头羊展现给公众的又有多少传统优秀文化的因子？也许您会说“大而泛之”不好学，那么，不是有个最最杰出的代表李嘉诚先生在那站着吗？他不是整天就在您老人家的嘴上挂着吗？李嘉诚先生为什么被公认为“超人”？“华人首富”仅是其表，其精神内核、其真真正正最应该值得潮汕社会科学、文化思想、经济企业界重视、研究、宣传，值得潮汕人特别是从商潮人去学习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德以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他身上的完美结合和一以贯之的高度体现，而这也才是“李嘉诚”三个字最有文化价值的符号意义！“中国香港杰出商人李嘉诚就是因忠诚而闻名”（《华人》P.99），《华人》一书提及“李嘉诚”的仅有这么一句（不排除我眼花看漏），但就这么一句，就“忠诚”二字，也值得很多很多人去学习一辈子了。 审视一个企业，尤其是所谓知名企业，没必要被其耀眼炫目的光环弄到自己晕陀陀，简单的，你不妨就以“七要素”为标尺去衡量一下就可做到心中大致有数。不久前的三聚氰胺，就可以把若干个如雷贯耳的明星企业弄得灰头土脸的，尽管他们痛哭流涕痛心疾首的在上述第5要素的“管理”上来回做检讨，但究其实质，却是第6要素“伦理价值”的缺失，以至于我们的总理要说出一些企业就是“没良心”的重话！而看待一个企业领导人是不是真正的企业家，同样也不复杂，职业道德，注重金钱，节俭，实用主义，等等，你尽管拿起来就大胆地往他头上套过去，保准错不了。马先生的企业为何成功，黄先生之个人为何会栽跟头，原因都可以这里找得到。因此，面对自己（或看待别人）的成功与失败，是用不着一惊一乍的。 按《华人》作者的评价，“七要素”对于海外华人资本主义也只是部分适用（当然，这是20年前的评价），那么，潮汕本土及国内潮人企业呢？做得大、做得强的企业为何不多？在我看来，除了“以市场机会为导向”这一要素，潮汕从商人士（甚至包括制假人士）是天生的天才、可以无师自通外，其余的是否有不及格、是否该学习、是否该提高，从商人士不妨自己去静下心来，对照着思索吧。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德以及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在李嘉诚身上得到完美结合和一以贯之的高度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李嘉诚”已经是一个顶峰了，并且是不可跨越的。这种跨越是指文化意义上的，决不只是说哪一天你的资产或企业市值超过了李嘉诚、他建一所大学你建两所，就能取代“李嘉诚”的位置的，除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更多更新的精神文化价值注入，并且也能“完美结合”和“一以贯之”，但即便如此，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另一个顶峰，因此，也不能说就跨越了李嘉诚。这个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就像“陈嘉庚”也是一个顶峰，从来也没有人会虚妄到要用李嘉诚去取代陈嘉庚，也没有人愚蠢到说李嘉诚跨越了陈嘉庚，尽管两人之间有非常多的共通点，但毕竟时代不同，时代所特别赋有的精神文化内涵也就不可能相同。 理解了这一点，就更应该明白“李嘉诚”这个符号之于潮汕、之于潮汕人是何等重要，就更应该珍惜。而真正意义上的珍惜，是要去充分发掘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以给后辈、给更多人以启迪，而决不是将之概念化，更不应该庸俗化，由所谓的“知识分子”带着坏头、以一种窥视心态，整天去探究人家的“赚钱秘笈”，那玩意真要对你的生意和事业有帮助的话，全国人民早就一起富起来的，民政部门也早就可以大量印制老祖宗留下的《玉房秘诀》派发给来登记的新婚夫妇，使其性生活和谐以降低离婚率了。当然，这类玩意猎猎奇倒也无妨，就是当不得真。 民间有句话叫“小富由勤，大富由天”（或曰“小富靠勤，大富靠命”），天也罢、命也好，过于抽象、过于“形而上”的东西是很难琢磨的，因此，“大富”不了就拿琢磨不透的东西来自我解闷、自我安慰，也是人之常情，情理之中也无伤大雅。但是，民间也还有一句话叫“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相比之下，爱与恨就“具象”得多了，缘和故甚至更可“形而下”了，因此，这“缘故”倒是可以不断琢磨的，爱恨的“缘故”、成败得失的“缘故”都可以琢磨。至于“李嘉诚”这个符号，则不管有多少“形而上”的、有多少“形而下”的，窃以为，都不应该是抽象的，都应该是可堪琢磨、值得研究的，而泱泱大潮汕的什么界什么分子什么界什么精英，就楞是有那样为数不多也不少的人，“首富”啊、“杰出”啊、“优秀”啊，三十年了，来来回回就在概念上做表面的功德文章（面对其他“潮宝”，这种情况也同样堪忧），就不仅仅是伤不伤大雅、中雅、小雅那么简单了，不客气说一句，是不负责任。 “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总之，我个人所理解的“李嘉诚”的符号意义只是我个人的感悟或读书心得而已，也只是一千个“李嘉诚”中的一个，而假如真有一千个“李嘉诚”，那自然是再美妙不过的事了，于潮汕、于潮汕人，幸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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