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在唐统一全国后，通过“玄武门之变”而夺取帝位的。
近现代学者对玄武门之变从道德、或对以后历史的影响、或对玄武门的地理位置考据等角度出发进行论述，颇多腐儒之言，如王夫之说： “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 要知道当时形危势格，所有参与事件的人物皆命悬一线，内心的道德谴责与生死存亡比较起来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我从来不支持用道德问题代替实际操作的技术问题，所以，此篇玄武门之变的论述，希望以此为原则与大家进行交流：
第一、关于玄武门事件操作者的实际人数：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以功累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赐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从这两条可看出：杀建成、元吉时的实际操作人数应该在八十一人左右，这个数字包括唐太宗在内（如不是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人数就是十人之内）。事实上，当时的唐太宗是很凶险的，他不致丧命只是一些偶然性起作用。 “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如果敬德来迟，历史将没有唐太宗。从李世民要亲自参与厮杀，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人数的少。
我们再来看其他典籍：
《资治通鉴第191卷》：“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敬德领骑七十趋玄武门，王马逸，坠林下，元吉将夺弓窘王，敬德驰叱之，元吉走，遂射杀之。”
从以上两条，皆可支持实际操作人数在八十几人的说法，很明显，这更像一次刺杀，不象一次战斗。
我们来对此进行考究：
《新唐书列传第十四 屈实尉迟张秦唐段》：“隐太子死，其徒攻玄武门，锐甚，公谨独闭关拒之。以功授左武候将军，封定远郡公，实封一千户。”
《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其宫府诸将薛万彻、谢叔方、冯立等率兵大至，屯于玄武门，杀屯营将军。敬德持建成、元吉首以示之，宫府兵遂散。”
《资治通鉴第191卷》：“翊卫车骑将军冯翊冯立闻建成死，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乎！”乃与副护军薛万彻、屈咥直府左车骑万年谢叔方帅东宫、齐府精兵二千驰趣玄武门。张公谨多力，独闭关以拒之，不得入。云麾将军敬君弘掌宿卫后，屯玄武门，挺身出战，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观变，俟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君弘不从，与中郎将吕世衡大呼而进，皆死之。君弘，显俊之曾孙也。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万彻鼓噪欲攻秦府，将士大惧；尉迟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宫府兵遂溃，万彻与数十骑亡入终南山。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遂解兵，逃于野。 ”
从这些可以看出：当建成、元吉被杀死之后，其宫府兵立攻玄武门，并杀守将。从“冯立既杀敬君弘，谓其徒曰：‘亦足以少报太子矣！’ ”可知，君弘 是关键人物，杀了他，足以报太子矣。为何君弘如此遭东宫府兵之痛恨，因为他也是凶手之一，只不过，他是一个没有动手（杀建成、元吉时）的凶手。
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言：“唐代之北军即卫宫之军，权力远在南军即卫城之军之上。……唐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权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
由此可得结论：这是一场集体谋杀案，不止是谋杀的实际进行者，连同所有的旁观者都是凶手。玄武门的驻军既是旁观者，也是杀害建成、元吉的凶手，当然包括战死的屯营将军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
“东宫、齐府精兵二千不得入”，虽张公谨多力，但从“守门兵与万彻等力战良久”来看，守门的兵马中归顺秦王的人也不少，应接近东宫、齐府的兵力（二千人），方能抵挡当时被复仇的怒火焚烧的心情激动的东宫、齐府死士犹其是英勇悲奋的薛万彻。要知道薛万彻是唐的一代名将，从灭窦建德到以后的灭薛延陀，征高丽等，其英勇是不容置疑的。《旧唐书·薛万彻列传》称其“筹深行阵，勇冠戎夷”。
所以当我们计算这场事变的实际操作者的人时，我们就有完全的理由肯定，不止八十几个人了，而是八十几个人加上玄武门归顺秦王的能抵挡两千人进攻的守军的人数。这样计算起来，人数就可能上千了。正是有这么多人的参与，李世民才胆敢发动这起事变。
第二、关于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关于玄武门之变进行论述上所存在的问题。
1、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在引述《旧唐书列传第十八》：“六月四日，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人伏于玄武门以俟变。及斩建成、元吉，其党来攻玄武门，兵锋甚盛。公谨有勇力，独闭门以拒之。”时，《旧唐书》错当为《新唐书》，作为一个大学者，这是非常不应该的 。而作为后人，这么久也没人为他指出，更不应该，不严谨不是做学问应有的态度。
2、陈寅恪在巴黎图书馆见到李义府撰的常何墓志铭，向学术界展示新史料可“补释旧史所不能解之一端”。是的，这常何墓志铭的最后一句写得很清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九年毫无疑问是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 陈寅恪认为常何当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并说他是为李世民所利诱而转戈参与戮杀建成。但我在此想列出以下的疑点：
⑴李义府撰常何碑所言：“七年,奉太宗令追入京,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赐骁勇之夫,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承解衣之厚遇,申绕帐之深诚。九年六月四日令总北门之寄。” 《新唐书》卷四十九上《百官四上》:“唐亲卫、勋卫置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翊卫置车骑将军。武德七年,改骠骑将军为中郎将,车骑将军皆为郎将,分左右。” 《新唐书》卷四十九《百官四·上》:“左右监门卫有左右翊中郎将府中郎将” 可确认：玄武门之变前，常何的官职是中郎将。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载：“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 可见李世民登基五年后，常何的官职还是一成不变的中郎将 ，若作为当时在李世民最凶险和至关重要的一役给他以帮助的人，李世民作为一个赏罚分明的君主，绝对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论功行赏。
事实上，李世民在贞观五年，赐给常何帛三百段，见《新唐书》列传第二十三“帝以何得人，赐帛三百段”，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唐太宗命百僚上书言得失．中郎将常何不善文墨，乃请家客马周代草奏事二十余条。常何上奏后，事皆合旨意。太宗感到蹊跷，因常何乃一个武夫，不通文墨，何至有如许卓识，遂追问原委，常答， "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太宗即日召见马周，未至间，遣使催促者四。接见交谈后，深为满意，马上授官门下省，最后累至中书令。而常何也仅仅因为说了一句老实话推荐了一个人，就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帛三百段），可想而知，如果常何真为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唐太宗会如何对他进行封赏？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根本没有参加当日的玄武门之变。
⑵如果常何真是玄武门之变的关键人物，而《新唐书》、《旧唐书》等正史也不会不对常何进行记载的。根本无须陈先生从一个墓志铭上寻找蛛丝马迹。
⑶此墓碑出自李义府之手，观李义府一生之卑劣所为，此人之言绝不可信，所以常何碑的可信程度也值得怀疑。《旧唐书·李义府传》：“义府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阴贼。既处权要，欲人附己，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故时人言义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显庆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进爵为侯。有洛州妇人淳于氏，坐奸系于大理，义府闻其姿色，嘱大理丞毕正义求为别宅妇，特为雪其罪。”像这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作奸犯科，没有诚信的人，为何我们偏偏不信正史而去相信他呢？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笑里藏刀的成语就是来自李义府本人原型。
综上所述，常何碑所载不可信，陈寅恪的观点无法成立。
陈寅恪是我林俏龙最敬佩的学者之一，他历史感觉敏锐，要知道这点是治学最关紧要的，没有敏锐的历史感觉，只会做一个平庸的学者。事实上，陈之所以能成为大家，一方面源自于知识的渊博，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的历史感觉敏锐。他的确是一个值得敬佩的学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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