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刚在其文章中阐述了媒介环境学的主要特点,引文如下:
“媒介作为环境”(或“环境作为媒介”)这一概念包含了三个媒介环境学领域中相互连结的理论命题。
理论命题之一
媒介环境学假定传播媒介在将数据或信息从一个地方传递到另一地方时并不是中性、透明或无价值的渠道。相反,媒介的内在物质结构 (physical structures) 和符号结构 (symbolic structures) 在塑造什么信息被编码、传输和怎样被编码、传输以及怎么被解码的过程中扮演着解释和塑造性的角色。就这个可探讨的层面而言,媒介的符号形态限定了该媒介所能代表信息的代码特征,例如“模拟符号对应数字符号”(analogic vs. digital symbols),也限定了将符号整合在一起的结构,例如“命题结构对应表象结构”(propositional vs. presentational structures)(Langer, 1942; Nystrom, 2000)。同样,媒介的物质结构涉及到技术的特征,而技术则传递代码和进行编码、传输、储存、恢复、解码和传播信息的物理要求。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命题,因为它定义了媒介环境学一种最基本典范的独特性,认为正是媒介的结构决定了信息的本质。例如,小说读者常常对根据小说而改变的电影深表失望。一种解释也许认为电影的编剧、导演、制作人或者演员并不胜任改变工作。虽然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但媒介环境学的第一个理论命题说明,这种解释是一种误导,因为将这两种媒介 (小说和电影) 所“包含”的内容视为同样的信息毫无意义。而这一命题表明,小说和电影体现了两套完全不同的符号和物质结构或形态。因此, 纵使它们可能基于同样的来源(小说中的故事), 小说和电影这两种不同媒介分别向受众 (读者和观众) 传递的是两套不同的信息或者说“现实”。
理论命题之二
作为第一个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同样假定每一媒介那套专门的物理和符号特征为其带来了一套偏倚或倾向(biases)。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可以参考一套由尼斯纯 (Nystrom)所做的理论归纳:
由于不同的符号形态 (symbolic forms)编译出不同的信息,而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符号形态,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理性或知识(intellectual)和感性(emotional)偏倚。
由于不同的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s)编译、存储并传输不同的信息,所以不同的媒介便具有不同的时间、空间和感知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获得性 (accessibility),所以它门便具有不同的政治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参与条件,所以它们具有不同的社会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组织时间和空间上方式不同,所以它们具有不同哲学思辨上的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物质和符号形态,所以它们也具有不同的内容偏倚。
由于不同的媒介在物质和符号形态、以及随之而来的理性或知识、感性、时间、空间、政治、社会、哲学思辨和内容偏倚上的种种不同,所以不同的媒介具有不同的认知论 (epistemology)的偏倚。(转引自 Lum, 2000, p. 2).
理论命题之三
作为第二种命题的逻辑延伸,媒介环境学进一步指出媒介会促使各种不同的物质的,知觉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果关系,它们与媒介独特的内在偏倚有关。这一理论命题直接谈到了媒介环境学主要典范的关注点,即技术和文化的关系。媒介环境学正是通过此节点来探究传播技术如何并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因果关系。
我们在这里将这一理论命题视为一个连续统一体,而该统一体的两端则是两种分别不同的解释性观点。一端是确定性的观点,正如有人所谓的“硬性决定论”(hard determinism)或“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该观点主张技术是社会变化,或者更广泛的历史变化的首要决定因素。统一体的另一端是我所谓的共生观点,或“软性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此观点认为社会力量或人类自主力量 (human agency),也能在技术变化中扮演角色(注3)。这两种观点都承认传播技术在文化或人类传通中所扮演的深远而具阐述性的角色,但它们在解释当面临技术扩散或媒介变革时,人类的自主力量在社会变化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这方面上存有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