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林兹主要经历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胡安·林兹
林兹是当今学界最系统研究民主化的著名学者之一。在数十年的从教生涯和学术探索中，林兹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民主化研究路径和学术体系。
中文名：胡安·林兹
外文名：JuanJoseLinz
国籍：德国
出生日期：1926年12月24日
职业：教师
毕业院校：哥伦比亚大学
代表作品：《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
个人简介
林兹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内涵的界定和特征的分析，对民主政体崩溃的过程和原因的探讨，对民主的巩固所需条件的概括，以及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比较。无论是学术成就还是学术影响，林兹都堪与鼎鼎大名的萨缪尔·亨廷顿（S.Hungtington）、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李普塞特（S.M.Lipset）以及戴尔蒙德（L.Diamond）等学者比肩。
个人履历
1926年12月24日，胡安·林兹（JuanJoseLinz）出生于德国的波恩，他的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西班牙人。1932年，时年6岁的林兹前往西班牙，并随后在西班牙就读中学和大学。1949年，林兹毕业于西班牙的马德里大学①，并获得经济学、政治学和法学学位，同时由于成绩优异，林兹还获得了政治学的毕业奖学金。
1950年林兹获奖学金资助赴美国读书。1959年林兹以题为《西德政党的社会基础》的论文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林兹曾在1958年返回西班牙完成了一项对西班牙商人的社会学研究。1961年，林兹从西班牙返回纽约，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讲师。
1979年，林兹进入耶鲁大学任教，出任耶鲁大学著名的斯特林（Stirling）讲座的政治学及社会学教授，直至荣誉退休。在任教于耶鲁大学的同时，林兹还曾短期任教于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海德堡大学等多所世界一流大学。
在活跃于多所世界知名高校讲坛的同时，林兹还是位积极的学术交流的参与者和倡导者。他担任过欧洲大学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普林斯顿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所以及德国社会学家和柏林科学院等世界一流研究机构的研究员。
广泛的学术交流和逐步扩大的学术影响也让林兹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应有声誉。林兹担任过世界公共舆论研究会主席，国际社会学协会（ISA）和国际政治学协会（IPSA）的政治社会学委员会主席，并曾出任《民主》（JournalofDemocracy）等多家世界重量界学术期刊的编委。而更能佐证林兹学术地位和学术影响的是他也在1995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作为一位大师级的学界人物，林兹获得过多所世界著名大学的荣誉博士，其中包括西班牙的格拉纳达大学（1976）和马德里自治大学（1992）、美国的乔治城大学（1992）、德国的马尔堡大学（1996），以及挪威的奥斯陆大学（2000）。
代表作
林兹的着述颇丰，其中主要包括：《民主政体的崩溃》（四卷本，合着及合编，1978）、《罗伯特·米歇尔斯、政治社会学和民主的未来》（合编，1990）、《总统制民主的失灵》（合编，1994）、《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四卷本，合编，1994）、《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合着，1996）、《苏丹式政权》（合编，1996）、《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专着，2000）、《政党：旧概念与新挑战》（主编，2002）等。
思想简介
作为一位世界一流的学者，林兹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其中包括德国的社会结构和政党、西班牙的商界人士和权力运作、伊比利亚半岛社会群体的结构和演化动力、对青少年的社会学研究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学研究，以及西班牙及拉美为重点的现代化发展。
民主政体的挑战者
他的扛鼎之作——《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这本书的核心部分曾于1975年作为一个章节发表在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合编《政治学手册》第三卷——《宏观政治理论》部分。2000年再版时，林兹在保留了原来全部章节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详尽的导言，该导言对该领域中部分新增加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补充和梳理，同时分析了1970年代以来的世界政治以及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的性质所发生的变化。
在《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一书中，林兹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包括权威主义政体的多种亚类型）的内在特征上。林兹认为应当回避那些用以说明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既非必要又非充分的因素②，而提炼出用以界定两种政体类型的核心要素及要素的混合，并用这些要素来说明两种政体类型的其他特征。
界定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重心回归到政体本身并不意味着只需对于两种政体类型本身的特征加以描述就可以实现对其的界定。例如，单一的意识形态、唯一的群众党及其他动员型的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非制度化的让权以及掌权者无需对选民负责等多个方面都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内在特征。但是，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能在其他非民主的政体类型中分别找到，只有在极权主义政体中，所有这些特征才一并出现，也正是这些特征的集合才使之成为极权主义政体。出于进一步构建自己的政体类型学（Typology）的考虑，林兹对这些特征集合的分析并没有停留于简单的罗列，而是按照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对其进行合并归类，并从这三个维度对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的区别予以了阐述：①政治权力极权主义政体存在一种一元而非单一的权力中心，而权威主义政体的权力中心则是有限多元；②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政体中存在的是一种排他的、自主的并被或多或少加以精心阐释的意识形态，而权威主义政体具有的是理念导向（mentality）而非意识形态（Ideology），这种理念导向更少约束统治者，也不需要统治者的高度认同；③公众动员极权主义政体中的公众动员及其随之发生的政治参与是通过单一的政党及其大量处于垄断地位的从属组织得以实现的，而在权威主义政体中，大规模和密集型政治动员实际上是缺乏的，统治者也有意淡化这一点，公众的非政治化也比较明显。
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不仅仅能够界定极权主义和权威主义政体，而且还可以对两种政体类型从本质上予以区分，同时也能够将两种政体和民主政体加以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林兹又提出了介于民主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之间的其它派生类型或过渡类型的政体，并对其它派生或过渡类型政体的特征做了补充说明③。通过这种比较分析和补充说明林兹提出了他的政体类型学（Typology）的独特构想——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和公众动员三个维度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分门别类，并使其在他的政体类型学中对号入座。根据这一设想，林兹希望通过政治权力、公众动员和意识形态三个维度来界定不同国家在他的政体类型学中所处的位置以及可能走向。作为一种有益的尝试，林兹认为在他的政体类型学的设想中希望和困难并存：其希望在于，即使不能界定所有的国家，至少也能界定相当一部分的国家；而困难在于，对于分类结果达成共识的可能及程度——由于用以说明三个维度的具体指标是五花八门的，确定指标所需要信息的收集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政体本身也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不同的学者通常会根据不同的数据和不同的标准，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作出不同的政体分类。或许正是顾及到这种设想取得共识的可能微乎其微，所以林兹对他的政体类型学的宏观设想也只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做更为细致和深入的分析。
但是，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林兹在设想他的政体类型学时所提出的用以界定不同政体的三个维度，即政治权力分化的程度、公众动员的性质和程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性质和内容等已经在政治学界得以广泛的认同和普遍的适用。借用三个维度以及用以细化三个维度的多个参数、变量和指标，我们就可以对民主政体、极权主义政体和权威主义政体进行比较透彻的分析和比较，并有望在政体转型过程中对其可能的走向作出推断。
民主的崩溃
林兹着手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始于他对西班牙民主发展的关注，这种发展不仅影响了在西班牙度过童年的林兹而且影响到了作为一个西班牙公民的他。林兹曾阅读过卡尔·迪特里希·布拉谢（KarlDietrichBracher）的传世之作《魏玛共和国的崩溃》，这启发他去探究更为广泛的理论问题。在1960年代中期，林兹在哥伦比亚大学和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共同探讨了这一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哥伦比亚大学，林兹遇到了艾弗德·史迪潘（AlfredStepan），当时史迪潘正在着手写一篇关于巴西的民主政体崩溃的论文。因此，当林兹邀请史迪潘共同研究民主政体的崩溃这一他们都感兴趣的话题时，史迪潘欣然应允。
童年的经历、前辈的启发、学人的帮助，以及同仁的合作，加上对欧洲和拉丁美洲民主国家政治经历的系统考察共同成就了林兹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四卷本大部头着作:《民主政体的崩溃》（四卷本，合著及合编，1978）。该丛书的第一卷由林兹亲自撰写，借助“危机—崩溃—再平衡”这一基本模式，林兹对民主崩溃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并为其余三卷创建了分析的框架；第二卷和第三卷由林兹和史迪潘共同编写，分别探讨了欧洲和拉丁美洲的几个主要国家民主崩溃的历程和起因；第四卷则主要介绍智利一国的民主崩溃过程。正如林兹在第一卷中所言，该丛书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民主是如何崩溃的，以及民主为何崩溃？
民主的转型与巩固
林兹和他的合作者都格外关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自主与活力之间的关系对民主的前景所产生的决定性的影响，并由此提炼出对于民主的转型和巩固至关重要的五个条件：公民社会、政治社会、法治、有效的行政部门以及经济社会。①公民社会真正的民主实践，不只是每隔几年的选民投票。将社会交付政治精英去管理，社会不能没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监督政府。只靠宪法上的公民权利是不够的，除非社会有力量去监督政府按照宪法行使权力。因此公民社会的培育和成熟就成为民主得以顺利转型和巩固的重要条件之一。②政治社会发育完全且成熟的政治社会对于民主的巩固举足轻重，而其中制度化的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的构建是十分关键的，制度化的选举制度可以通过定期的公平选举来表达民众的意愿，而民主的巩固同样需要不同且强大的政党来整合和代表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多元利益。③法治民主政体需要有宪法保证全体民众的基本权利，从而避免多数人对少数人权利的侵害，此外，比如宪法法院和司法复核等机构以及程序，也可以对政府滥用权力起到制约作用。④有效的行政部门政府是否廉洁、有效对于巩固民主同样重要。部分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虽然扩大了民众享有的民主权利，但在推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等方面并无太多可圈可点之处，而政府的腐化使得民众对于民主本就不高的信心而言更是雪上加霜。⑤经济社会如果社会能够积累起足够的资源来培育公民社会来监督政府，在用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衡量之外，还需要民众在政府控制的经济领域之外具有足够的经济活动空间。在这个意义上，市场经济的构建对于民主的巩固意义重大。
1996年，集中体现林兹在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专着——《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问世。在书中，林兹和他的合作者在众多领域进行了拓展性研究。他们在概念上重新界定了现代非民主政体的主要类型，并指出了每种非民主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型的可能路径以及民主政体巩固所面临的任务；而在对南欧和南美的南圆锥体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的研究方面，这本书开创性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同时，这也是在现有的比较政治学和民主理论的文献中一本对后共产主义的欧洲国家进行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随后十多年时间里，《民主的转型和巩固难题》先后被翻译成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德文、波斯文和日文等多国文字。这在印证这一专着的学术价值的同时也进一步在更广范围内扩大了林兹的学术影响力。
民主的运作机制
1990年，林兹发表在《民主》杂志冬季刊上的一篇题为《总统制的危机》的论文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1994年，林兹和威林瑞拉（ArturoValenzuela）合编的《总统制民主的失灵》又经由约翰·霍布金斯大学出版社推出，林兹在长达近90页的《导言》中再次全面论证了他对总统制弊端的认识。同年，《民主》杂志的秋季刊辟出专栏，刊发学者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不同看法，由此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年之久的大讨论：总统制和议会制孰优孰劣？
在林兹看来，与议会制相比，总统制之所以在民主政体的巩固和运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是因为其自身的两大根本特征：总统制合法性的二元化以及总统制的刚性。在总统制下，作为行政首长的总统和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一院制或者两院制）相互独立，二者共同分享政治合法性，当总统和议会的多数发生分歧时，这种合法性的二元化往往会导致相持不下的政治僵局。而总统制的刚性是由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统和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的固定任期导致的。同议会制下的总理随时都有可能被议会的多数党所更换相比，总统制下的总统一经当选，除非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其都能够完成其固定的任期。这种固定任期制不仅仅影响总统的政治风格的发挥，而且会导致在任总统和继任者之间的紧张关系。
总统制的合法性二元化和制度刚性导致了总统制自身的很多问题。比如赢者通吃，总统制下的竞选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获胜就意味着他方的全败。在民主政体尚未巩固的国家，这种导致赢者通吃的“零和游戏”往往成为引发政治冲突的潜在根源。而在议会制中，虽然也可能产生一个多数党，但是更多的情况则是议席在多个党派之间的分摊，因此权力的分享和结盟是相当普遍的。再如内阁的软弱，总统制下的总统可以随意的任免或解散内阁，而议会制中的内阁则具有更强的政治独立性和更广泛的政治影响力。
林兹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关注源于他对现有论述民主运作和民主巩固的文献的不满。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探讨对民主政体在促进经济增长、解决社会问题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这样的分析隐含着这样的一个前提：民主政体一经构建，就会以几乎同样的方式和途径而影响不同的社会，这种影响的程度只是依于具体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有所不同。但是在林兹看来，这样的前提是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在民主的巩固还是民主的有效运作方面，民主政体自身的设计和民主政体的运作环境至少同等重要。对总统制和议会制的探讨就是为了表明民主政体设计和构建的重要。
林兹的分析是以经过筛选的国家为样本来做为实证基础的，这些国家尤其集中于拉丁美洲地区。因此有学者在反驳林兹的结论时明确指出，林兹所作比较研究的实证基础过于狭隘，同时研究民主政体的巩固及其运作而仅仅关注政体的形式（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关注政党制度、政治领袖的权力大小以及各方政治力量对比与平衡等。
评价
尽管存在实证上的不足，但林兹在学理上对总统制以及议会制的分析也引发一场持续至今的学界大讨论。墨西哥、乌克兰等新兴民主国家一波三折的民主化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林兹对于总统制弊端的分析，在这种意义上，林兹开创性的研究可谓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两位学者对于这场关于总统制和议会制的争鸣也有介绍，在提炼林兹及其反对者双方观点的同时，两位学者也指出了单纯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审视总统制与议会制各自利弊所存在的不足，并进而分别从路径依赖和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民主的制度构建及其有效运作所需的其它条件④。
1996年，瑞典的约翰·斯哥特奖（JohanSkyttePrize）⑤被授予了当时仍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林兹教授。作为政治学界唯一的国际性奖项，首届约翰·斯哥特奖在1995年被授予了斯特林讲座的政治学荣誉退休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林兹因此成为继大名鼎鼎的达尔之后，第二位获此殊荣的知名学者⑥。林兹获此殊荣是因为他“对民主政体在遭受权威主义的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脆弱性进行的全方位的研究，他的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多元性以及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开阔视野。”⑦截至目前，国内对这位政治学界大师级人物的介绍还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对其思想和理论的提及只是散见于少许学者的论述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