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问斩为何是秋后
古代“秋决”制度的出现，最早便是源于古人对上 天的敬畏，因而人们认为人类的行为，包括政治活动都要顺应天时。
而自先秦以来，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需要，则借助百姓对上天的敬畏，来雄护君权神授的思想，即天子是上天之子，是上天派来管理天下的，因而其行为自然也要遵循天时。
在古人看来，春夏乃是万物生长的季节，代表了新生和成长;而秋冬则是草木凋零的季节，代表着肃杀。
因此，古人便将处决犯人的时间放在了秋冬季 节，《礼记·月令》 中便有“凉风至，白露降，寒蝉呜，鹰乃祭鸟，用始行戮"的记载，可见从西周时期开始，便已经有了秋天处决犯人的习俗。
到了西汉武帝时，董仲舒结合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又创造出了“天人感应”学说，进一步明确了“天赋皇权”这个概念。同时，董仲舒认为，“天有四时，王有四政，庆、赏、刑、罚与春、夏、秋、冬以类相应”。
因此皇帝应当在春夏行赏、秋冬行刑，因为秋冬之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
而随着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思想便也开始被广泛接受，再加上新儒家思想中的“君权神授”概念有助于皇权统治，因面又被历朝历代所沿用。于是，秋冬行刑的制度，便在后世王朝得到了延续。
也正是自此之后，“秋冬行刑” 开始被载入律令面得以制度化。
秋冬行刑除了顺应天时之外，与古代的农业生产规律同样密不可分。
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可以说是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是直接影响王朝稳定的重大事项，因此古代很多制度都直接受制于农业生产规律。在长江流域被开发以前，尤其是先秦时期，古人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而正如《荀子王制》 的记载，“春耕、 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当时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主要便是春夏农忙、秋冬农闲。
因此，那些贵族们，也只有在秋冬农闲时，才有时间去处理政务，审判、处决犯人。
此外，古代处决犯人不仅往往选择公开处决，而且通常选择在菜市口这类人流密集处行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让百姓观刑，从而充分起到警示作用。
这有利于让百姓对刑律产生敬畏，从而使得地方相对安定，同时也能彰显出朝廷的威望。
于是，将行刑日期选定在秋冬农闲时期，自然更有利于让百姓们观刑，毕竟农忙时节大家都忙着农耕，就算想看热闹也没有时间。而如果选在冬季的话，天气又太过寒冷，百姓们又不大愿意出门。因此，将行刑日期定在秋季，是完全符合古代的农业生产规律的，这一点应当是“秋决”制度能够延续至唐宋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两汉和魏晋时期，地方官员除非遇到重大案件或者罪犯为两千石以上高级官员，对于一般的案件是直接拥有最终处决权的，不必上报朝廷予以核准。
而到了南北朝的北魏时期，朝廷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对死刑案件加强管理，规定所有死刑案件在执行之前，必须经过两道手续，即“死刑复审”和“死刑复奏"。
明清时期，开始正式将苑带分为“立决”和“秋决”两种，但都必须经过中央朝廷的复审，并提交皇帝核准。
所谓死刑复奏，是指对已经判定的死刑案件，在行刑前奏请皇帝批准执行，这也被称为“勾决”，而只有经过皇帝勾决的罪犯才可以执行死刑。
《魏书·刑罚志》有载，“诸州国之大辟， 皆光谳报，乃施行”。隋朝则规定，死刑执行之前，需要奏请皇帝核准三次，这被称为“三复奏”。唐朝则在“三复奏”之外，规定对京师死刑案件进行“五复奏”，至于谋反等大罪则实行“一复奏”。
对于地方的死刑案件，在审理完成和执行死刑之前，均要经过朝廷和皇帝的审核与批准，而由于古代交通较为落后，从地方案件呈送朝廷，再由朝廷审核后发回地方，往往需要得的时间。
而“秋决”制度无疑解决了这个难题，地方官员不仅有充足的时间准备，也便于朝廷集中进行处理。
综上所述，“秋决”制度最早源于古人对上天的敬畏，又因符合古代农业生产规律，有利于皇权统治得以延续，再加上后世的“死刑复审”和“死刑复奏"制度，使得秋决制度得以贯穿这个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