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洋务运动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这是一个有深刻时代烙印的命题。清政府在战争的教训下深深体会到西方坚船利炮的所向披靡，因此应学习它，但另一方面自强的目的又在于防止、解除内忧外患，从而确保帝国的传统安全。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历史境遇中，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西文的关系的思考被提上了日程。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到九十年代，形成以振兴国家为目的的自强运动，这个自强运动的文化学术基础即著名的“中体西用”思想。大家可以看出，这一命题里包括两对概念，中学和西学，体和用。所谓“中学”，也就是封建伦理纲常和政治制度；“西学”主要特指西方的坚船利炮和其他先进科学技术，即所谓的“长技”。所谓“体”，就是“根本”，所谓“用”，即“服务”。串通起来，“中体西用”便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简要的解释：以中国封建制度作为根本，利用西方长技，为维护和巩固这一制度服务。用冯桂芬在《校_庐抗议》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一命题，既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结合，也体现了中学与西学的区分，中学用以治身心，西学用以应世事。关于中学，是封建士大夫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中国封建统治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内在本质。而对于西学，人们的认识和汲取，是一个艰辛而曲折的过程。“中体西用”作为一种文化模式，大体经历了“艺（器物）——政（政制）——教（文化）”的嬗变过程。”西学是随着十六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布道和翻译这一活动而来的。早期的西学，传习的范围很窄，限于宫廷和少数官员，后又中断，西学成为资本主义新学在中国广泛传播，已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但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几十年中，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仍很不稳定，随着视野的扩大，西学的内涵不断调整、延伸，大概有以下几个进程：最早或可追溯到魏源和林则徐的“师夷长技”思想；经过鸦片战争，继之以第二次鸦片战争，最使他们震慑的还是来自西方的那些“坚船利炮”，他们领会的西学就是这种“长技”，值得师法的也限于这种“长技”，至于其钟表、西琴、玻璃等工艺品，都被视为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当时魏源说“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要算是发人所未发了；七十年代，围绕着军事技术摸索西学，讲求格致之学。徐寿曾说：“格致之学必籍制器以显，而制器之学原以格致为阶。”七、八十年代，由开办军用工业的“求强”进入举办民用工业的“求富”。薛福成、郑观应等人认识到工业是商业的基础，格致又是发展工业的前提，对西学的要求也随同洋务企业的扩展而扩展，并视声光化电为西学的精华，并广译西国有用之书；然后是由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的政治教育体制。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即已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这是几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一是说议院制的优越性。二是承认西学自有本末。与此略早，王韬、郑观应也已憧憬“君民共主”的议院制。至于个人，有的认识较多，在时间上和涉及的范围上是交错出现的。议院在中国作为一种政治主张，是认识西学、学习西方的突破点。张树声在1884年病危时的遗折中不仅提出了西学的有“体”有“用”，也指出了“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即其“体”；不仅对前只求“西用”表示不满，而且毫不隐晦地寄意于“西体”。西学的内涵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和人民思想认识的提高而不断的明确和完善。来源：企业文化·中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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