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文学”
中国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差异，是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
德国汉学家顾彬，频频对当代中国文学发出“垃圾论”。当代中国作家的一个共同焦虑是：我们的文学何以走向世界？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得到世界同行的认可？这里的同行当然指的是西方同行，“西方即世界”早已成为心照不宣的常识。
一、中国语言文字特有的民族性
中国文学是扎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中的，当我们讲述一个民族的对象，比如中国北方农民坚韧的品性，其他民族的人也许就很难理解，这里存在一个沟通的问题。顾彬曾说，作家不懂外语是很吃亏的，很多水平很高的作品，因为翻译太差而没有影响，不被世界认可。理性地看，顾彬的“外语论”有一定的道理。
二、纯粹的民族性难以“走向世界”
纯粹的民族性很容易沦为民族劣根性的展览，当代文学极力挖掘民族性，而缺少了面向世界性的态度。。这在当代中国文学中较为显著，惨无人道的血腥和酷刑都通过中国特有的民族性方式叙述出来，由审美转为嗜丑，这满足了西方人的猎奇心理，“他者”形象迎合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如莫言的作品就受到了西方人的青睐
中国现代文学中，阿Q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形象”，然而鲁迅并非止步于此，并非着力于刻画中国旧社会雇工的癞疮疤和那长辫子——中国特有的，而是将阿Q的民族性特征挖掘到整个人类的人性深层内涵中去，以人类共同特性——“精神胜利法”，刻画出世界上每个人的灵魂印记。阿Q的世界性意义是同哈姆雷特、浮士德等形象相比肩的。
任何文学在坚守民族性的同时，也要奋力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并挖掘世界性，这样中国文学才能走向世界。
三、“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与话语主导权
中国正是处于“第三世界”的边缘地带，“世界文学标准”给当代作家和当代文学研究者带来了身份认同感的缺失与危机感，“西方中心主义”就体现了西方人的傲慢与偏见。
概括起来，中国作家，尤其是当代中国作家难以“走向世界”，主要在于文学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差异，一是“双语写作”的局限，二是纯粹的民族性无法构成世界性，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固有规定。
中国作家想要“走向世界”，一方面要将民族性提高到世界性，这里的“世界性”并非指“西方世界”，而是整个人类的特性；另一方面也要坚守民族信仰与中国经验，保持自信与气概。
中国文学会这样写：老刘走上公交车，选了左边靠窗的坐位坐下，然后将两手放在膝盖上，向后看了看车内的乘客，悄悄打量了一下自己的身上，倏然的看着车子的前方！车子象离弦的箭一样向前奔驰着，不时的颠抖两下！乘客们偶尔交谈几句，大都是一些责备车子有些抖动的怪话！突然！老刘感觉肚子一阵剧痛，肚子里象有什么东西在乱串，老刘心想：不好！可能要闹肚子，样子也不象要拉稀，那一定是要放屁了！这可不行，在公交车上放屁会很难堪的，丢面子！他连忙微微拱起脊背，以扩大肚子的容量，继而努力迫使腰下肛肌紧缩，但还是无剂于事，车子一颠，颠散架了，屁也放出来了！他连忙捂住鼻子骂道：他娘的，谁在公交车上也放起屁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