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07-01-08
1、闭关锁国
明清政府实行的严格限制对外交通、贸易的外交政策，包括对来华外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华夷交往等做出限制，实行“禁海”。但是仍留有广州一带同外国通商，因此，要注意这里的“严格限制”不等于“绝对禁止”。“闭关锁国政策”实行的原因：首先，“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自我满足并昏睡在这种自然的庄园中，他们既昧于世界大势，又盲目排斥外国的一切东西。其次，“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者民族狭隘性的表现。由于满清贵族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与斗争，满清统治者便企图通过“闭关”的办法将国内的汉人与外界隔绝，以防止外国人支持汉人形成反清力量。同时，明朝中期以后，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和西方殖民者向东方的殖民扩张，也是明清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客观原因。
2、采矿业中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钦命宜隶等处承宣布政使司伊为印发窑户执照事，案蒙前任总督部堂袁批，前司议详：宛平、房山二县已未开采煤窑，为数较多，且产煤山场但系西山一带，地方僻远，前设循环印薄，又经议停，则窑户之有无私开停闭及各窑有无藏奸等情，均难随时查考；应请照依提督衙门规定章程给照之例，每座印发司照一张，给与认采各商收执，自赴所认窑口，加工开采，一俟煤旺窑成，即照例详情给贴、输税。如各商内有年老事故顶替者，即行查明，缴换新照，以杜争执私开之弊。等因，详蒙批允行知遵照在案。今据宛平县将认开窑座详情给照前来，合行颁发。为此，给照本商收执，照依后开山场窑口界址，自备工本，赴窑开采，一俟煤旺窑成，即照例报明，领贴、输税。该窑户仍照前议，自行互相稽查。如有窑夫聚集滋事，即赴县呈明究处；倘有窑户凌虐窑夫，短克工价等弊，许别窑户报县审明详究；若彼此容隐不报，别经发觉，即照知情不报例，加倍议罪。并即设立底簿，将每日雇募工人姓氏、年貌、籍贯，逐日填注，按季送县查核，造册过报查考。其报开窑座，如开采之后，有闭歇停止者，亦即随时禀报本县，查验确实，详明停闭。倘该商有藐玩不遵者，一经察出，定行照例详革究治不贷，须至照者。
窑商徐友松，年四十九岁，身材中，面紫，微须，系顺天府宛平县人，认开门头沟村德意窑煤窑一座。
右照给窑商徐友松准此
——邓拓《从万历到乾隆》《历史研究》1956年10期
3、明清的闭关锁国政策
永乐二年，禁民下海。时福建濒海居民，私载海舡，交通外国，因以为寇，郡县以闻。遂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永乐实录》卷二十七
顺治元年，清政府颁发“迁海令”，将北起山东南至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三十四华里，并且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装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
——《台湾外纪》卷十二
夷货非衣食所需，可谓中国不缺耶。绝之则内外隔而构之衅无由生矣，夷虽欲窥伺我也，何可得哉！
——《海防纂要》卷七
4、明清的海禁及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闭关锁国政策”指严格限制对外交往的政策。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来华的外国人的商务活动、居留期限和场所、活动范围、中外交往等做出限制，设立公行制度，独揽一切进出口贸易的权利，限制对外贸易。“闭关锁国政策”是落后的闭塞的封建自然经济的产物。封建统治者在简单再生产的磨盘上转圈，在自给自足的庄园里昏睡，既不了解世界大势的发展，也不依赖商品的进出口，自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连林则徐这样有远见的大臣在鸦片战争前都认为：“我中原数万里版舆，百产丰盈，并不籍资夷货”，如果封关绝市，那就“各国生计，从此休矣。”“闭关锁国政策”是清朝统治集团民族狭隘性的表现。早在17世纪，清政府为对付郑成功的抗清活动，曾厉行“海禁”。台湾收复后，“海禁”解除。18世纪中叶后，面对西方殖民者的侵扰，清政府又宣布实行闭关政策。清朝统治者不仅对汉族人民非常疑忌，就是对充当臣仆的汉族地主官僚也深具戒心。它企图通过“海禁”、“闭关”，将国内汉人与外界完全隔绝，以防他们内外联结，形成反清力量。
“闭关政策”的影响和评价：清政府试图通过“闭关政策”，对内加固自身的统治，对外进行民族“自卫”。这种政策作为一种消极防御的手段，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外侵略的日益迫近和愈加狂暴，曾起到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更大的影响是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前进和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它使中国长期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严重阻碍国内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日益落后于西方；它“作茧自缚”，不利于中华民族同世界各民族的正常交往，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走向世界、学习世界各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从而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被动挨打。
5、十三行
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货行、外洋行。相传其名起于明代，清“沿明之习”，但意义不详。号为“十三行”，却非固定为13家。清代严格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规定对外贸易仅限于广州一口，十三行业务十分发达。为了垄断对外贸易，广州16家洋行于1720年12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国商人反对。次年被两广总督废止。1760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粤海关请求成立公行，该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职能。1770年公行裁撤，众商皆分行各办。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确立下来。公行对官府负有承保和缴纳外洋船货税饷、规礼、传达官府政令、代递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员等义务，在清政府与外商交涉中起中间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商货都要经它买卖。初为牙行性质，后也自营买卖。自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鸦片及各项商货走私贸易兴起之后，多数行家营业亏损，资金欠缺，负债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条约》规定开放五口通商，废止十三行独揽中国对外贸易的特权。从此十三行逐步趋于没落。
6、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房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此皆自食其力之良民也。
——《明神宗实录》卷三六一
大户张机为生，小户趁织为活。每晨起，小户数百人，嗷嗷相聚玄庙口，听大户呼织，日取分金饔飧计。大户一日之机不织则束手。小户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两者相资为生久矣。
——蒋以化：《西台漫记》卷四
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人，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下万金。
——范端昂：《粤中见闻》卷二一
7、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
资本主义萌芽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和在一定历史环境下发生的社会现象，同样造成资本主义萌芽缓慢发展的原因也不是单一的。
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清社会生产力的确达到了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但不能估计过高。因为：第一，明清与宋元相比，生产力的提高只是量的扩大，很少质的变化。第二，明清与西欧各国相比明显落伍。总之明清社会生产力虽已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提供了历史前提，但还不足以瓦解封建的自然经济。
其次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结构。从经济结构方面来说，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一直到清末也没有什么改变，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极为沉重。从政治结构来说，明清专制主义的封建集权统治进一步强化，而地主制经济下的个体小农则是其统治的基础。当西欧的封建政权奉行重商主义政策，支持掠夺农民，并以炮舰为海外殖民掠夺撑腰时，明清统治者无一例外地实行重本抑末政策，摧毁本国工商业的发展，以维护其统治的稳定。
除上述原因外，还应看到明清社会是个有机整体。社会上各种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对资本主义萌芽发生影响。首先地主制经济的特有活力。中国地主制经济有两大特点，一是土地买卖频繁。明清时代伴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日益发展，地权转移日益加剧。二是与前者相联系的封建等级关系比较松散。在地主阶级中虽然有身份性贵族、官绅地主和非身份性庶民地主的区别，但由封建贵族、各级官绅到庶民之间，缺乏严格的土地占有等级制度。地主制经济的活力表现为封建地权及封建等级的运动状态，又表现为把资本主义萌芽引向中断、逆转和夭折的机能。后者主要是通过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的封建经济来实现的。因为土地可以买卖，地产又是最稳妥的生息形式，商人、高利贷者自然会成为土地的买主。他们“以末致富”、“以本守之”，转化为地主，倒向了封建营垒。
其次，行会制度对手工业、商业竞争的限制。明清之际，我国形成了类似西方行会的工商业组织，或称会馆，或称公所，或称行，或称帮。行会对产品的数量、质量、品种和规格，原料的采购，产品的销售价格，吸收学徒的数额、年限，工资水平，技术传授范围，劳动时间长短，都有严格规定。封建行会垄断本地区、本行业的业务，排斥外来人的竞争，也限制本行业内部的竞争，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第三，货币制度的落后与混乱滞碍商品经济的发展。明后期与清代银两和制钱都是合法货币，在市场上同时流通。但白银条块作为货币，可以自行铸造，大小不等，形状不一，名称各异，成色有高下，使用时必须秤算重量，鉴定成色，而秤量银两的衡器复杂，计量标准又不一致，很不方便。银、钱比值未按官方规定保持稳定，长期处于大幅度波动之中。随着对外贸易中大批外国银元的流入，它们在流通中显然优于银两，成为受欢迎的通货。但外国银元更加剧了中国币制的混乱，并造成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货币的落后与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经济生活，扰乱了国内市场，阻碍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传统文化的两重性。一方面，作为内驱因素，传统文化中的“变易”思想和“经世致用”等观念，推动着明清士大夫去思考，适应商品经济所带来的变化，接受并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化；另一方面，作为制约因素，传统文化以孔孟之道、纲常名教为核心，重文轻利、重本抑末、重儒轻贾的价值系统，自我封闭、自我陶醉的文化自大主义，斥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非难和排斥西学等等。凡此种种，都证明制约因素远远压倒其内驱因素，极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上述种种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结构所派生的，它们的交叉作用，使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至鸦片战争前夜，仍处于萌芽状态。
8、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采用的最基本的经济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它作为一项完整的政策，最初萌芽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改革思想和实践。从商鞅变法规定的奖励耕战、禁止弃农经商，到汉文帝的重农政策，直到清初恢复经济的调整，都是这种政策的体现。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基础。这一政策在封建社会初期，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巩固新兴地主政权，起了积极作用。如战国时期，秦国实施商鞅变法中重农抑商的规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秦国实力，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重农抑商政策的弊端日益暴露。自然经济阻碍社会分工，难以形成完全意义上的商品生产。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产品的流通和交易又是必然的，抑商政策阻碍了产品的流通和工商业的正常发展，打乱了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内部平衡，妨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一政策的消极作用就更明显。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农业生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为此，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经济政策上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倾斜。通过发展农业，封建国家可以征收稳定的土地税来保证财政收入，还有利于社会稳定，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统治者认为，发展工商业不如经营土地使生活有保障，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治国主张。
9、重农抑商政策产生的作用
自从西汉统治者接受了重农抑商思想并付诸实施以后，此后两千多年，重农抑商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既定国策。这一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巩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日益增加。它不仅维护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妨碍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妨碍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而且极大地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妨碍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向手工业资本的转化，也使微弱的手工业资本难以迅速地大量积累起来，因而严重地桎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长期停滞的困境。同时，重农抑商政策，往往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结构过分单一。历史上往往因为政策上的原因、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一定消极影响。如为扩大耕地面积，人为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
10、资本主义萌芽
资本主义萌芽是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初形态，它的增长、成熟的过程，便是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是各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进程并不是遵循一个共同的模式的，因为国情不同，封建的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异。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两个条件，必须在少数人手中积累起为组织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财富，以及要有一批失去生产资料并且具有一定人身自由的劳动者。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一般是经由两个途径实现的。其一是小生产者变为资本家，其二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
第2个回答 2007-01-10
自从西汉统治者接受了重农抑商思想并付诸实施以后，此后两千多年，重农抑商成为历代封建王朝的既定国策。这一政策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封建制度的巩固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消极作用也日益增加。它不仅维护了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妨碍农民的分化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妨碍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而且极大地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妨碍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向手工业资本的转化，也使微弱的手工业资本难以迅速地大量积累起来，因而严重地桎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使中国封建社会陷于长期停滞的困境。同时，重农抑商政策，往往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平衡发展，导致经济结构过分单一。历史上往往因为政策上的原因、认识上的偏差，造成一定消极影响。如为扩大耕地面积，人为地毁林开荒、围湖造田，导致了环境的恶化。明朝中后期，生产力水平提高，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在这种形势下，统治者依然把商业和农业对立起来，采取各种措施，极力压制和束缚资本主义发展。抑商的结果迫使商业资本流向土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兼并，严重影响了商业资本积累，不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和发展。重农抑商政策从根本上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落后，这是造成近代中国落伍于西方的重要经济原因。